儘管沒有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光環，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M.B.A.（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仍舊迅速躋身亞洲頂尖行列。
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對商學院進行的最新評估中，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排名全球第八、亞洲第一。這一名次相當之高，特別是對於一個1991年才設立的課程項目來說。它遠比那些西方頂級商學院要年輕，甚至比它的許多學生還要年輕。
香港科技大學的地理位置也很有吸引力，它位於清水灣(Clear Water Bay)，距香港金融中心僅20分鐘車程，到中國內地深圳市，也只需乘坐短途輕軌列車。
然而這所商學院的規模依然很小。它的MBA班有大約只有100名學生，而大部分商科課程都會有數百名學生以及成千上萬人的校友網絡。香港商業文化盡管很繁榮，但還是缺乏類似硅谷(Silicon Valley)的創業土壤。
史蒂芬•內森(Stephen Nason)教授見証了這所商學院近20年的成長。他在商學院與別人合作教授一門有關談判風格的熱門課程。《華爾街日報》記者在他的香港辦公室對他進行了採訪。出生在美國、接受西方教育的內森教授探討了在亞洲攻讀M.B.A.的優點，以及他所看到的談判桌上的文化差異。對話摘錄如下：
華爾街日報：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如何使自己同其他商學院區分開來？靠近中國內地是主要的賣點嗎？
內森：這是一個巨大的賣點。我們的使命之一就是同研究中國的學者一起，在中國建立北美式的大學，課程設置、教學風格都和你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見到的非常相似。
除了教學風格上很注重問題的解決和批判性思考之外，我們選用的案例以及關注的問題都偏重於亞洲，或具體地說是大中華地區。這對於想修讀頂級M.B.A.課程又想在亞洲拓展事業的歐美人來說很有吸引力。
華爾街日報：人際網絡也是M.B.A.的重要參考指標。香港科技大學如何與知名院校競爭？
內森：我們在此花費了大量精力來培養人際網絡。中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觸角則遍及全球。當花旗銀行(Citibank)需要找人了解東莞的情況時，我們就有這方面的熟人。
人際網絡並不是我們想要多廣就有多廣。比如哈佛大學，每年有差不多1,000個M.B.A.畢業生，數量很龐大，而我們只有100個。其他頂尖商學院每年也都有幾百個學生，而且這些商學院已經開設了40年甚至更久。拓寬人際網絡需要時間。我們每年都會結識更多的人。
華爾街日報：你如何爭取到那些可能會去西方名校的學生？
內森：我們真正提供的是東西方之間的橋樑。你可以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或者斯坦福大學學到國際化的商業慣例，但是在中國，事情運作的方式截然不同。我們試圖引進全球最佳的商業實例並且應用於中國，所以我們從中國內地招收了許多希望接受西方教育的頂尖人才。
華爾街日報：與西方相比，香港的創業氛圍如何？
內森：香港的創業精神類型不同。這裡並不是要創造出風靡世界的產品，比如iPhone。從歷史上來看，香港很善於把西方的優秀成果運用於中國、把中國的公司引向海外、尋找達成交易的方法，等等。所以這裡擁有開創性解決問題的精神。
同時，因為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人們畢業後可以選擇創業，或者在花旗銀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華特迪士尼等公司(Walt Disney)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在硅谷，失敗並非恥辱。如果不是失敗兩次、三次甚至四次的話，根本沒有人會在意你。那裡對失敗的包容態度是這裡所不具備的。
華爾街日報：您在這所商學院以您教授的談判課程而聞名。學生們談判的方式是否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內森：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一起談判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今在自然科學領域，你很難看到哪一個國家或者哪一種文化總是優於他者。中國學生對於如何議價更為熟悉，而在西方我們總是採用談判的方式。只是在方法上略有不同。
華爾街日報：受過中式教育的學生如何適應西式課程？學生該如何在適當的時間插話並且加入討論？
內森：其實更加困難的事情是讓本地的本科生在課堂上發言並且發表一些他們並不確定的觀點。我們一直試圖教會學生批判性地思考和分析。到了M.B.A.的水平這就不是什麼大問題了，因為我們的學生都很敏銳，並且大多數人都在跨國公司任職。
Allison 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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