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後，六四學生代表看台灣太陽花運動

紐約時報

台灣台北——在中國革命家孫中山的畫像下方，吾爾開希拿起一個麥克風，開始對周圍的人群高聲疾呼。

「在歷史緊要關頭，站出來是種榮耀，」他大聲說道，「在歷史緊要關頭，站出來是我們的責任。」

這也可以是他1989年時在北京說的話。當年吾爾開希21歲，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活動中，他是一位惹人注目的學生領袖。

但是，現在是25年後的台北，他是在對3月18日佔領台灣立法院的學生們發表演講。馬英九總統及其執政的國民黨打算迅速批准一項和中國的貿易協定，學生們對此進行了抗議。

吾爾開希和他1989年時的老戰友王丹一起到了這裡。他們穿過堆放在門口的、阻攔警察進入的椅子，擠進這個房間，表示他們支持學生。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發生的時候，這些學生中的很多人還沒有出生。

「如果你能在這個緊要關頭站出來的話，就表明台灣是有希望的，」吾爾開希告訴他們。

天安門抗議活動被鎮壓之後，吾爾開希和王丹輾轉到了台灣，儘管他們之前在台灣沒有任何聯繫人。到了這裡之後，他們親眼目睹了自己原希望家鄉開始進行的民主變革。

「我們自稱是自由鬥士，但我們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吾爾開希最近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們中有很多人被投入牢獄。我則被迫流亡。但在民主高度發達的地區——我流亡到過法國、美國和台灣——我有了了解民主的機會。台灣本身是一個經歷過民主化的華人社會，所以要了解民主，哪裡還有比台灣更好的地方呢？」

吾爾開希1996年移居台灣，當年島上進行了第一次完全民主的總統選舉。就在那年，一直稱台灣為其領土的中國把導彈發射到周邊水域，試圖恐嚇台灣選民。

他和王丹在這裡開展的職業生涯，反映了他們作為學生抗議活動領袖的角色。吾爾開希很健談，他相當出名的一件事是在1989年5月的電視會議期間，打斷中國總理李鵬的講話，現在他已成了政治評論員。如果問他一個問題，他會提醒你，要充分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小時的時間可能不夠。王丹的書卷氣更重一些，說話比較輕聲細語，他現在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的一名助理教授，講授和兩岸關係，以及中國和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關的課程。

1989年後，王丹在中國服了兩次刑，直到1998年才離開那裡。之後他在哈佛求學，並於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論文的主題是上世紀50年代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國家暴力。研究中國的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很了解王丹，說自己曾鼓勵王丹接受澳洲的一個教學崗位，但終究來說，前往台灣還是最合情理的選擇。

「能回大陸最好，但是回不了的話，台灣對他來說就是最佳選擇了，因為他可以用中文教書，」林培瑞說，「他真的很喜歡用中文教書。」

學生今年佔領台灣立法院的活動後來被稱為「向陽花學運」，其中一些學生領袖是王丹的學生。但和王丹25年前在北京領導的示威活動形成對照的是，他說，台灣學生的政治目標相當成熟，不需要他的任何建議。

「1989年的學生運動目標很簡單，就是民主、反腐敗等問題，」他說，「但台灣學運要複雜得多。他們覺得，台灣的民主進程受到了威脅，已經變得萎靡了。」

「向陽花學運」這個名字暗示着，學生們希望給台灣政治帶來光明和透明度。這場運動在質問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王丹說。很多抗議者認為，相關貿易法案可能會讓台灣更多地遭受中國的直接影響，而且台灣本地企業將無法與中國公司開展競爭。

吾爾開希指出，無論是在天安門還是台北，學生都佔據了公共空間，表達他們周圍的社會的關注。但他說，相似之處也僅僅如此而已。

「我們是在要求民主，」吾爾開希說，「而他們正在行使民主權利。他們正在捍衛民主權利。」

1989年，吾爾開希和其他十幾個學生領袖在黑幫的幫助下，從中國偷渡到香港，當時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他最初居住在法國，然後就讀於哈佛大學，而後又到舊金山附近的多明尼克大學(Dominican University)求學。現在，雖然王丹的父母獲准去台灣看望兒子，但吾爾開希的父母卻一直不能離開中國大陸。吾爾開希認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則他的家人都是維族人，二來北京方面認為他是逃犯。

吾爾開希說，他幾次試圖向中國當局自首，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在香港機場停留的時候。但每一次他都被粗暴回絕了。

對於台灣的民主化能否成為中國的一個榜樣，兩人的看法不同。吾爾開希希望如此，但王丹認為，台灣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獨立運動推動的，這一點無法複製。

雖然中國一直在努力尋求和馬英九政府簽署一系列貿易協議，與台灣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吾爾開希和王丹都認為，台灣人民永遠不會想和推行專制主義的大陸統一。

「台灣的青年對中國沒有感情，」王丹說，「他們是在民主化進程中長大的，所以他們非常珍惜民主。」

在每年緬懷1989年鎮壓事件死難者時，這條鴻溝變得尤其明顯。在香港，有成千上萬人參與活動，不只是為了緬懷死者，也是要表達對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不滿。但在台灣，參加活動的人要少得多——這體現了台灣和中國劃清界限的程度，吾爾開希說。

「在台灣和在法國一樣，」他說，「當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6000萬法國人全部都會為自由和民主高呼。」但是每年的6月4日，「只有幾百人聚在一起搞活動，」他說。「他們覺得這是外國的事情。」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紐約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