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Schwartz
幾乎每一種文化都有類似「富不過三代」這樣的訓誡。無論具體的說法有何差異，其傳達的信息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第一代白手起家，構築起一家成功的企業，但沉溺於享受的子女無心管理家族事業，等到孫輩接手時，這筆財富已消耗殆盡。
社會中的很多財富都是新企業產生的。所以，這種民間智慧的明顯含義是，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是自限性的。在工業社會早期的大多數時間內，的確是這樣。
但現在已經不再如此。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在過去40多年極速加劇，而且沒有任何緩和跡象。其他國家基本上也遵循這種模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經濟一直在變化，新的力量正在導致不平等現象形成自我加強的循環。
其一是，最富有的階層正在憑藉其較高的收入，轉變消費者的需求，受青睞的商品的價值源自其他高收入者的才能。由於富人幾乎擁有普通人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他們往往花費其額外收入追尋一些獨特的東西。而在很多時候，一件商品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是由一些才能不易被複制的人或組織生產的。
有錢人不會隨便選一位建築師、藝術家、律師、整形外科醫生、心臟專家或美容牙醫。他們往往尋找每個服務類別中水平最高，收費最貴的從業者。信息革命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發現這些從業者，並與之交易的能力。因此，隨着富人越來越富有，他們惠顧的精英從業者也變得更加富有。他們的消費反過來又會提高其他行業精英的收入，依此類推。
再後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已經對政治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高收入者掌握的高收入和財富使得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立法者。這種機會增強了他們向研究機構和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進而影響公眾輿論的能力。其結果包括所得稅和遺產稅的長期削減，以及更加寬鬆的商業監管政策。這些變化反過來又造成收入和財富進一步向頂部集中，進而為富人帶來更大的政治影響力。
技術也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因為在幾乎所有領域，最優秀的從業者往往可以依託技術的力量拓寬其服務範圍。最優秀的運動員和音樂家過去在同一時間娛樂數百名，有時多達數千名受眾，但他們現在可以同時服務億萬觀眾。在其他領域，過去只需要在相對很小的區域內，成為最好的生產商就夠了。但由於在信息化的經濟中，運輸成本不斷下降、貿易壁壘不斷取消，許多領域現在已經被全球範圍內為數不多的最佳供應商所控制。
此外，收入的集中化改變了消費模式，而這種改變往往會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富人一直在花費更多的錢購買禮品、服裝、住房和慶典等商品或服務，原因僅僅是他們擁有更多錢。他們的額外支出改變了消費參照框架，從而重塑了收入相對較低群體的需求。於是，這些不那麼富裕的人也增大了開支，這種效應在收入階梯上持續向下延伸，一直到收入最低的階層。但由於頂部以下的收入一直停滯不前，這種「逐級拉高支出」的效應使得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入不敷出。即使背上了巨額債務，但他們依然無法跟上社區的消費標準。償付的利息讓他們變得更加貧困，同時讓富裕的債權人變得更加富有。
但最新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反饋迴路也許是最重要的。中產階級家庭更加緊張的預算，使得他們更難負擔專門的課外輔導，以及幫助富家子弟進入名牌大學的其他環境優勢。財政支持有助於緩解這些問題，但畢業時，富家子弟往往無債一身輕，可以迅速獲得高薪工作，而其他家庭的孩子則面臨著不那麼美妙的就業前景和沉重的學生債務。有太多時候，不太富裕的學生會承擔複利的重壓。
相對於其他繼承而來的優勢，財富繼承的重要性降低了，這恐怕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改變「富不過三代」的故事。與幼年時的優勢和精英教育的經歷相比，揮霍掉繼承來的金錢要容易得多。作為美國人，我們曾經為這個國家居於高水平的經濟和社會流動性為自豪，但我們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階層固化最嚴重的發達民主國家之一。
鑒於其他國家的極端不平等已經對社會秩序構成嚴重威脅，我們很容易明白為什麼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勢必會成為2014年的標誌性政治議題。中低收入美國人似乎沒有到暴動的臨界點。但中產階級承受的擠壓持續加重，那種認為美國絕無此憂的想法是非常輕率的。所以，如果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已經變成一個自我強化的進程，我們就需要對公共政策做出更有創造性的思考，進而遏制這種趨勢。
與此同時，一直無法脫離貧困的民眾，比例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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