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亨利·M·保爾森
Luke Sharre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為了刺激能源創新，火電廠等排放的二氧化碳應該被徵稅。
考量證據、採取行動各有各的時機。如果說我從自己在金融機構、政府部門和環保領域的工作經歷中吸取了什麼經驗，那就是在問題擴大到無法控制之前，採取行動。
多年以來，我們都沒能遏制住國內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2008年，信貸泡沫的破裂，導致了慘重的損失。有數百萬人深受其害，許多人至今依然無法自拔。
今天，我們正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重蹈覆轍。我們正面臨一個氣候泡沫，它對我們的環境和經濟構成了巨大的威脅。警示信號明確無誤，而且鑒於我們對風險坐視不理，該信號正在變得日漸緊迫。
這是一場無法忽視的危機，因為我們承擔不起後果。我感覺，就像是在看着眾人在飛行中以慢鏡頭動作撞向一座巨大的山峰。眼看墜機在即，我們卻依然袖手旁觀，而不去改變航向。
就算眾人對如何一面應對這個問題，一面還能維持美國的經濟競爭力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我們也要立即採取行動。在這些意見不一的人士中，就有我的共和黨同僚。他們顧及經濟影響是對的，可是我們決不能忽視袖手旁觀可能導致的巨大經濟風險。
我們可以採取一個本質保守的方案，它能強化市場權力，找到最有效的應對之道。我們可以給二氧化碳的排放定個價——即碳稅。在美國，沒有幾家企業為把這種強力溫室氣體排放到我們共同享有的大氣中而掏腰包。給碳排放定價將刺激企業開發更清潔的新型能源技術。
毫無疑問，只靠美國一國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但是，如果我們不採取力所能及的行動延緩碳排放、減輕風險，我們是不可能勸服其他碳污染大國採取緊急措施的。
信貸泡沫破裂時，我是美國財長，所以公平地說，我認為自己對風險本身、對評估風險後果和尋找解決方案還是有一點心得的。回頭看看2008年金融危機的黑暗日子，你可以輕易看到那個危機和我們目前面對的氣候挑戰之間的相似性。
無節制的後果與日俱增。（2008年是債務，現在則是困住熱量的溫室氣體。）政府的政策存在瑕疵。（當時的政策鼓勵我們為購房而過量貸款，當下的政策則鼓勵我們過度使用碳基燃料。）我們的專家（當時是金融專家、現在則是氣候科學家）試圖搞明白自己看到的一切，模擬出日後可能的情況。巨大的風險有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損失。（當時的受損對象是全球經濟，現在則是全球氣候）。
當時，我們在最後一分鐘通過政府行動挽救了處於崩潰中的金融體系，勉強避免了經濟災難。然而，氣候變化是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我們向大氣層排放的二氧化碳會在那裡滯留數個世紀，讓這個星球越變越暖。
這意味着，我們今天所做的決定——即延續一條幾乎完全依靠碳的道路——正把我們鎖死，讓我們在長期內自食其果，我們無法改變這種後果，只能付出巨大的代價去適應它。幫助紐約市抵禦逐漸上升的海平面和風暴潮的前期投入預計每年至少會達到200億美元（約合1200億元人民幣），最終代價會更高。這還僅僅只是一座沿海城市而已。
紐約能較好地預測這些顯而易見的風險。而我擔心的是那些最嚴重的風險，尤其是那些難以預測的風險——我把它們稱為小小深洞。你有可能避免陷進這些洞里，然而如果你確實掉入其中一個，你會一路下滑，幾乎不可能再爬出來。
科學家已經辨別出大量這樣的洞——它們是潛在的門檻，一旦被越過，就可能引發不可挽回的大範圍變化。科學家並不確切地知道，我們會在何時碰上這些洞。他們只知道，我們應該竭力避開。
目前，我們觀察到的跡象正在迎頭趕上我們多年以來建立的科學模型，而且趨勢對我們不利。
不到十年前，最棒的分析對北極海冰融化的預測表明，到21世紀末，北極將出現幾乎無冰的夏季。現在，冰的融速如此之快，以至於在接下來的10到20年里，北極可能就會出現基本無冰的夏季。沒有了冰層的反射，將意味着太陽的大部分熱量會被大洋吸收，加速促使海洋和大氣變暖，最終抬升海平面。
更糟的是，今年5月，兩項不同的研究發現，我們已經越過了最大的門檻之一。西南極冰蓋已開始融化，科學家預測，這一進程可能會歷時數個世紀，然而，最終它將把海平面抬升多達14英尺（約合4.26米）。現在，這個進程已經啟動，我們已無法消除其潛在的推動因素，科學家稱這些因素是「內置的」。自此之後的10年里，是否還有其他科學家目前才剛剛慮及的門檻會被跨越？
關於這些風險以及許多其他事情的時間和量級，確實存在不確定性。但那些聲稱科學未有定論，或行動代價太過昂貴的人不過是在嘗試忽略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看到大局。
危機的本質是其不可預測性。而且正如我們在金融危機期間親眼見到的那樣，成串的故障導致的連鎖反應從那個體系中緊密相連的一個地方擴散到另一個地方。看到一個地方在發生變化容易，但計算它產生的多米諾效應不易。那種蔓延之勢差點讓全球金融體系崩潰。
那種經歷對我的視角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從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角度看待氣候變化讓我清楚地發現，採取謹慎保守的立場——即在行動前靜等更多信息——實際上冒着很大的風險。我們知道的，永遠不足以化解所有不確定性。但我們知道的情況足以讓我們認識到，現在必須採取行動。
我是一名商人，不是氣候學家。但我和氣候科學家以及經濟學家一起花過大量時間。他們都將自己的職業生涯獻給了這個問題，其中幾乎沒人懷疑地球正在變暖，而且罪魁禍首是化石燃料的燃燒。
有遠見的商業領袖已經在這個問題上參與了進來。是時候讓更多人加入了。為了向氣候科學注入可靠的金融數據，我與前紐約市長邁克爾·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和退休的對沖基金經理湯姆·施泰爾(Tom Steyer)聯手，一起進行一項經濟分析，對象是在關鍵的地區和經濟領域不作為的代價。我們給風險商業(Risky Business)項目定的目標，是對世界範圍內的企業和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施加影響。該項目將以一個會在本周公布的新研究為起點。
我們必須巧妙地制定國家政策，從而憑藉市場的力量，為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技術進步提供激勵。就像我說過的那樣，我們可以通過對二氧化碳排放徵稅來實現這一點。許多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儘管持各種意識形態立場，但都支持這種途徑。我們可以就合適的定價和政策設計，以及如何使用徵收到的資金而開展辯論。但對碳排放定價，的確能改變個人和企業的行為。與此同時，所有化石燃料——以及可再生能源——補貼應當取消，因為一旦考慮了污染成本，可再生能源就會比那些造成污染的骯髒燃料更有競爭力。
我所在政黨的一些成員擔心，給碳定價是一種「大政府」式的干預。但實際上，這樣做會減少政府的角色。按照目前的趨勢，與氣候相關的災難（如洪水）、由乾旱導致的糧食歉收，以及龍捲風、颶風和其他猛烈風暴會影響很多社區和地區。人們會越來越多地呼籲政府承擔責任，為這些社區提供幫助，而我們都將為那些成本埋單。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在颶風「桑迪」(Sandy)和俄克拉荷馬州致命的龍捲風災害過後，政府正在用納稅人的錢來重建被毀的家園。這是政府理應扮演的角色。但我們未能對潛在問題採取行動，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邏輯上講，都很不明智。
當我們未來面對更猛烈的風暴、更嚴重的乾旱和更加漫長的火災季，當不斷上升的海平面危及沿海城市時，在適應和救災方面支出的公共資金，將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赤字，威脅我們長期的經濟安全。因此，那些想要限制政府角色和反對金融救援的人，卻願意忽視氣候變化，從而讓經濟限於危險之中，這實在是不合常理。
這是短視行為。目前存在着這樣一種趨勢——在政府和政界尤甚——那就是躲避難題，直到問題擴大成某種危機。如果我們坐視氣候問題也發生同樣的狀況，那真是愚蠢至極。
如果是經營一家公司，你會希望公司易手時，它的狀況比你剛接手時要好。同樣的道理，就像我們不應該把大量國債和不可持續的福利項目留給子孫後代一樣，我們也不應該把氣候變化引發的經濟和環境成本留給他們。共和黨人絕不能迴避這個問題。風險管理是保守主義的一個原則，為子孫後代保護自然環境也是如此。畢竟，我們是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的政黨。
而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強大領導力，這個問題同樣無法解決。美國與中國的合作是關鍵。因為它們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碳排放國，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費國。
談到開發新技術，沒有哪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比得上美國。而在測試新技術並大規模推出產品方面，沒有哪個國家的速度比得上中國。
兩國必須攜手應對氣候問題。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保爾森基金會(Paulson Institute)正專註於搭建這樣的橋樑。保爾森中心是我創辦的一家「知行合一」(think-and-do)的智庫，目的就是強化美中這兩個大國間的經濟和環境關係。
在必要的技術方面，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所需的政策成本是切實存在的，但與風險相比，並不是很高。
在我們與其他國家開發新的能源產品和基礎設施的同時，對碳排放徵稅將催生一波技術研發方面的創新，從而降低清潔能源的成本，並創造就業機會。這就能減少全世界對俄羅斯和伊朗等國的依賴，從而增強國家安全。
氣候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認識到，風險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我們已經看到並感受到了低估金融泡沫的代價。我們不能再忽視氣候問題的泡沫。
小亨利·M·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是芝加哥大學保爾森中心(Paulson Institute)的主席，他曾於2006年7月到2009年1月間擔任美國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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