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琇
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問題是如何喚起它的靈性。
──馬奎斯《百年孤寂》
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充滿魔幻寫實的想像,令人讚嘆;可是,台灣人的百年孤寂,卻充滿殘酷寫實的魔幻與荒誕,令人啼笑皆非,有時則泫然落淚。
施明德等七人倡議「大一中架構」,我怎麼看都覺得是「削足適履」的荒誕。中國隨時都可能把鞋子換成大號或小號,你又如何削到讓其滿足呢?
荒誕的百年孤寂
這種荒誕,是被壓抑的民族的悲涼。一種擺盪在「黏附中國或擺脫中國」的糾葛情緒;一種「被中國極度打壓、又渴望被它尊重」的變態矛盾。坦白說,我真痛恨這種扭曲的荒誕感。
就是這種殘酷寫實的魔幻荒誕,在殖民統治的過程中,隱然成為台灣人的百年孤寂。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在《少年台灣史》書中說:「從有近代教育以來,一百年來,台灣人在課堂上沒有辦法學習自己的歷史。日本時代,學校教日本歷史、不教台灣歷史,不過倒是很注重鄉土教育,教導學童認識『本島』。戰後,國民黨害怕台灣人認同台灣,教育中沒有台灣歷史,也沒有台灣鄉土。」
百年來,台灣人不能讀自己的歷史,讓我們一代又一代在心靈漂泊、在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裡掙扎。因為無法真實辨認「我是誰」和「我們是誰」,所以在國際社會裡,我們的國家被中國狠狠踐踏成「中國的一省」或「中國台北」,政府也乖乖吞下;在全球競爭場域中,我們搞不清楚自己的座標、定位和優勢,以為「中國化就是全球化」;在海外經商、旅遊或求學時遭逢急難,我們就像街頭的流浪狗,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在自己的國家裡,我們又成為不了解自己土地的異鄉人。
這難道不是極度荒誕的百年孤寂?
也許,還有另一種台灣人的百年孤寂。喔,不,是四百年的孤寂。
世代相傳的反抗者
四百年來,台灣不斷歷經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讓我們注定成為世代相傳的「反抗者」。這不是歷史的偶然,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的先祖先輩們,總是有人不甘於被統治者完全壓制馴服而起身反抗、總是有人的靈性被喚醒、總是有自由民主的渴望被熱烈追求、總是有獨立建國的夢想在召喚、總是有正義價值在胸中燃燒……於是,這種沒有被滿足的強大孤寂感和靈魂的騷動,驅使著台灣人一代又一代成為反抗者,在這塊土地上刻劃永恆的抗爭印記。
清領和荷治時代,總有漢人和原住民起而反抗;一八九五年,台灣被割給日本,日軍入台時也引起台民的強烈抵抗:桃竹苗客家區在吳湯興、姜紹祖等人領導下和日軍強力交戰;一九一四年「太魯閣之役」和一九三○年「霧社事件」,讓日人見識到台灣原住民的強悍;一九二○年代,林獻堂等人推動台灣人自治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等人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宣揚台灣人自主意識和台灣文化運動。雖然皆失敗收場,但台灣人的反抗種子已在這塊土地上悄然播下。
二次戰後,蔣介石接收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清鄉行動,蔣介石對台灣知識精英趕盡殺絕,數萬人喪命或坐進黑牢,台灣進入長達卅八年的戒嚴統治。一九五○年代,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主的自由派外省知識份子,強烈批判蔣介石獨裁統治,要求實施民主憲政。一九六○年,雷震等人和本地精英合作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雷震被捕、判刑十年,組黨失敗告終。
七○年代,台灣精英繼續奮起挑戰兩蔣獨裁統治,當時稱之為「黨外運動」。七○到八○年代的黨外運動,以及二二八後在日、美興起的台獨運動,一波又一波衝撞威權當局;有人被捕下獄,就有人前仆後繼補位前進。八○末到九○初,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風起雲湧,強力挑戰國民黨政權,最終促成初步民主改革,台灣正式進入初階民主年代。
反抗價值生根茁壯
小說家卡謬說:「反抗是我們的歷史現實,除非逃避現實,否則我們就必須在反抗裡找到我們的價值。」
我們必須弄清楚台灣人的反抗歷史和價值內涵,包括人民作主、國家重建、民主憲政和公平體制的建構等。因為堅信這樣的民主價值,堅信台灣人有權得到更公平的對待和更美好的國家,所以在危難和艱苦中,我們才能堅強挺住、繼續前進。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謬的反抗存在論,為反抗者的存在價值找到妥適的依歸和註記。
每件事物都有生命,問題是如何喚起它的靈性。台灣人的百年孤寂,喚醒我們的自由靈性、喚醒民主的渴望和建構美麗國家的夢想。或許,先行者是孤寂的,反抗者的道路也總是滿布荊棘,然而生命的典範和反抗價值,已經銘刻在台灣人的心中,逐漸生根茁壯。
百年孤寂的島嶼,深埋著許多動人的故事,等待我們去發掘、傾聽和述說。輕輕回首,彷彿聽見遠方熟悉的呼喚。
(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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