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何曉清(Rowena Xiaoqing He)著，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歐逸文(Evan Osnos)著，Bodley Head出版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
一年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駐北京記者林慕蓮做了一個試驗。她拿著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標志性的一張照片，在北京走訪了四所大學的校園。在這張攝於1989年6月5日的照片上，一名身著白襯衫和黑褲子的無名男子挺身攔住了正行駛在北京長安街上的一隊坦克。此前一天，中國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鎮壓了由學生發起的民主抗議運動。林慕蓮把這幅照片展示給了100名學生看，只有15名學生正確辨認出了上面的內容。有兩人倒吸一口氣後走開了；還有一人用英語喊道：“噢，天啊！”一名年輕男子說道：“這是個敏感的話題。這張照片可能與上世紀我出生兩三年後發生的反革命事件有關。”
上周三是天安門事件25周年紀念日。25年前的那個夏天，在實施戒嚴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下令鎮壓了學生們的抗議運動。可能有數百人，甚至更多人，在事件中喪生。他們大多數是居住在通向天安門廣場的道路兩側的普通居民，在士兵們的胡亂掃射中成為受害者。那些平民曾試圖以和平方式阻止軍隊鎮壓抗議者；但在那個晚上，最高指揮官們勢在必得。
25年過去了，在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大國里，當年發生在北京、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那場武力鎮壓，消失於官方敘事之中。抗議活動被認定為反革命暴亂。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那些鼓動者旨在破壞黨的領導，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帝國主義使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的陰謀的一部分。香港在上周三舉行了一場燭光紀念晚會，但在中國內地，沒有人舉行紀念活動，至少沒有人會公開紀念。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宏偉的中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China)里，自然也不會有25年前這場事件的痕跡。
這種沉默，有著超越“六四”事件本身的沉重意義。林慕蓮的《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及另兩本關於中國的新書——何曉清的《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和歐逸文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都清晰地道出了這種意義，並試圖剖析當代中國在解釋過往歷史時的復雜心態。中國社會的這種沉默，引出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中共政權的本質是什麽，二是人們有多願意拋卻政治和道德上的擔憂，以換取更好的物質生活。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聯合國的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在今年4月表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很可能在今年超過美國。即便財富分配極為不均，但中國在解決毛澤東1976年逝世時遺留的貧困問題上，仍取得了巨大進步。這讓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幾代中共領導人可以宣稱，如果沒有鎮壓1989年的抗議運動，中國很可能會陷入“動亂”，而動亂肯定會阻止中國走向繁榮富強。
在他們的書中，林慕蓮和歐逸文都很好地解釋了，為何當今的中國人普遍接受了上述官方說法，而公眾的憤怒又如何被轉移到了針對日本的抗議活動中。一位26歲、環境工程專業的畢業生告訴歐逸文：“如果‘六四’成功了，中國只會越來越糟，而不是更好。”對1989年的遺忘，突顯出中國公眾對政治的漠然，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人將共產黨描述為唯一能讓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後狀態”的力量。
林慕蓮採訪了一位當年參加過“六四”運動、後來選擇留在中國而不是逃亡海外的學生。他當年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由於在服刑期間遭遇酷刑，甚至到現在還無法吃固體食物。但他並無意外地發現，比他小20歲的妻子和她的朋友們對他的過去，或者當年6月4日發生的事情，毫無興趣。他說，這“並不是因為這是政治敏感話題，或者這讓他們感到不快，只是因為他們對這件事情一無所知”。
她的另一位採訪對象陳光當時是參與鎮壓的一名士兵，不過當他表現得不夠積極時，被派去拍攝軍隊的鎮壓行動，隨後還幫助清理廣場。現在已是一名藝術家的陳光，通過作品來展現那次經歷以及“25年來揮之不去的負罪感”。但由於他的繪畫作品無法在中國內地展出，他的目標——讓同胞們直面“六四”真相——看上去並不現實。他在25周年紀念日前夕被中國當局拘捕，使得這個目標更加難以實現。正如林慕蓮質問的那樣：“他如何能用無法展出的作品，讓人們去面對一個已經被很多人遺忘的事情？”
在其著作中，林慕蓮巧妙地將她在中國的一系列採訪與對北京學運的記述交織在一起，而書的結尾章節是有關當年在四川省會成都發生的鎮壓行動——這是迄今對成都鎮壓最為全面的報道。在這座城市裡，當年有數十人被毆打致死。這本書的最大亮點在於，作者在中國採訪了許多人，而鑒於她的話題的極度敏感性，採訪這些人是十分危險的。
她的採訪對象從參加反日游行的愛國青年——其中一人說：“我想學習怎麽製造坦克，好去滅絕日本人”，到“六四”事件許多受害者的非凡的母親們——她們還在繼續活動、艱難地揭露真相。林慕蓮還在北京軍事博物館旁邊的一家麥當勞里，採訪了前改革派高級官員鮑彤。鮑彤曾因泄露“重要國家機密”（即政府即將發布戒嚴令）而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盡管他聲稱對戒嚴令並不知情。
另一位作者何曉清，當年則是在自己的家裡，體會到了人們對天安門運動的熱情。她回憶起自己的父親當時喊道：“我們的國家總算是有希望了。”在運動被鎮壓以後，她曾戴著黑袖章去學校，而她的老師建議她把它摘掉。9年後她選擇了自我放逐，現在哈佛大學(Harvard)任教。她在《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一書中，主要描述了自己以及目前居住在國外的三位前學運領袖沈彤、王丹和易丹軒的經歷。
如今居住在紐約的沈彤開辦了一家向中國傳播技術的公司，他已經放棄了抗議活動——只要遠離政治，他就可以回中國。王丹，那位曾在“六四”前敦促抗議者返回校園的學生領袖，曾經兩次入獄，後被“保外就醫”，然後送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王丹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奔走，至今仍不被允許回國。易丹軒在1989年時是華南地區廣東愛國學生聯合會(Guangdong Patriotic Student Federation)的一員，也曾被抓入獄，後在1992年去了美國。他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獲準回到中國，但被禁止看望已被診斷患有癌症的父親。正如何曉清所言，這三人全都“在究竟是為未竟的事業犧牲，還是過普通生活的選擇間掙扎”。
在到2013年的8年時間里，歐逸文作為《紐約客》(New Yorker)駐華記者，樹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桿。他在《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一書中，流暢而連貫地描述了一個中國的核心問題——政黨控制和個人意識興起之間的沖突。他在書中引用了秦始皇在2200年前的名言“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並對中宣部重點著墨——這個政府部門通過老練的操縱手段，來宣傳支持政權的觀點。
盡管任何異議活動和組織都會遭到政府的迅速打壓，但中國社會的個人自由空間要比中共執政的前幾十年大得多。這種自由有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無政府”的自由。這讓中共很難再施展它曾經慣用的控制手段。盡管習近平提出了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但正如歐逸文所言，這種夢缺乏“主旋律”。每個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中國夢，而他們經常會明顯背離中共領導層的宏偉抱負。當最近我們乘坐高鐵抵達南京車站時，我的中國同伴說道，“我的中國夢就是列車準點到達”，而我的另一位老熟人看著北京的霧霾天空說，“PM2.5指數高企絕不是我的中國夢”。
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了他們面臨的挑戰。盡管習近平有雄心讓中國贏回世界的尊敬，但現實又使得官員們有意壓低外界對中國的期待，那就是中國能通過古老文明和經濟增長統治世界。在去年11月召開的意義重大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官員們承認必須下大力氣改革經濟和解決社會最為關切的問題，尤其是與空氣、水、土壤污染和食品安全有關的問題。但他們的努力卻受困於公眾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正如中國民間調侃的那樣：“只有政府否認的，才是真實的”。
正如林慕蓮寫得那樣，遺忘已經成為一種生存機制，遺忘“六四”的另一面，就是接受官方版本的中國歷史，即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的衰落是帝國主義造成的，所有的抗日戰爭都是中國共產黨完成的，導致逾4000萬人死亡的“大躍進”和飢荒被一筆帶過，以及毛澤東是“七分功三分過”（“三分過”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而“文革”顯示出放鬆控制可能帶來的危險。）
所有這些說法能否成為國家敘事的堅實的一部分，仍不得而知。然而中國領導層已經不可能改變立場，就算它曾希望改變，現在也不再如此。盡管很難有絕對真相，但這幾本書的記述顯然比官方說法“更為真實”。正如鮑彤的兒子向林慕蓮說的那樣：“歷史始終是危險的。”歷史必定會被否認或者操縱，即便它讓一個政權的核心變得更為空洞。對於這個政權而言，公共質疑等同於顛覆，而談論過去則是一種政治武器。
本文作者最近的著作包括《虎頭蛇尾：今日中國之來與去》(Tiger Head, Snake Tails: China Today)和《中國將會主宰21世紀？》(Will China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這兩本書分別由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和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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