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諾曼底登陸70周年，蘇聯解體和天安門事件25周年。100年前，歐洲脆弱的秩序分崩離析。70年前，民主國家對極權歐洲發起了攻擊。25年前，歐洲成為一個自由的整體，中國則選擇了市場經濟加一黨制。如今，我們邁入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已有25年。但這個時代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也日益明顯。
1913年，西歐是世界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它創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產出（這還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按這種方法計算得出的窮國產出占比，要高於按市場匯率計算得出的）。歐洲的一個個帝國直接或間接控制著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歐洲企業主導著世界貿易和金融。盡管美國那時已經擁有了世界最大的一體化國民經濟，但它仍然是一個邊緣國家。
歐洲大國之間的爭鬥打破了這種世界格局。那場戰爭引爆了俄羅斯（以及後來一系列）的共產主義革命。它改變了大西洋兩岸的實力對比，導致全球經濟穩定須仰美國鼻息，因為那時美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它決定性地削弱了各個老牌帝國，摧毀了歐洲人的自信。一戰沒能完成的事情，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納粹主義和二戰替它完成了。到諾曼底登陸時，世界經濟已土崩瓦解，歐洲匍匐在地，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罪惡正在上演。災難達到了頂峰。
盟軍諾曼底登陸的成功，保證了歐洲的勝利不會完全取決於某個極權大國。一個自由、民主的西歐，就要在美國的保護下誕生。二戰後歐洲的分裂是個悲劇，然而這個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不打算立刻與前盟友蘇聯開戰。但美國介入歐洲事務後，的的確確通過北約(Nato)保護了西歐的自由，並通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啟動了歐洲和跨大西洋經濟體的重新融合。與此同時，1951年誕生的僅有6個成員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一步步水到渠成地演變為今天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EU)。
美國的崛起以及歐洲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崩潰，結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大帝國的終結。帶著對前殖民大國的仇視、大蕭條留下的傷疤、以及對斯大林(Stalin)治下蘇聯耀眼成就的驚嘆，幾乎所有新獲獨立的國家都選擇追求著眼於國內市場的工業化，以取代進口。1949年起由共產黨掌控的中國格外熱衷於實現自給自足。但即便是身為民主國家的印度，也走上了計劃經濟和大規模國有化的道路。大多數拉美發展中國家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盡管1989年並不是唯一標志著二戰後世界結束分裂的年份，但這一年的確標志著歐洲結束了冷戰時期的東西歐分裂，並迅即引發了蘇聯的解體。鄧小平在1978年已帶領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但在民主革命風起雲涌的1989年，他卻拒絕效仿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政治改革。此舉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性質，即自下而上的市場經濟與自上而下的政體的結合體。中國的崛起令世人欽佩，但引領一個窮國升入中產收入國家之列時所遭遇的挑戰，與建設一個高收入經濟體時所遭遇的挑戰是不同的。
過去25年的突出特點是全球化。在全球接納市場經濟的驅動下，在數字革命的高速助推下，人類已創造出比1913年一體化程度更高的經濟（除了人口遷移的規模有所減小）。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由帝國營造的，而是得益於全球性機構的支持，這些機構既包括公共的（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歐盟），也包括私立的（如跨國公司）。這25年還是一個充滿成就的時代，典型的例子是赤貧人口比例急劇下降，以及中國和印度（合計占全球人口的近40%）的驚人崛起。在歐洲，波蘭等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國家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見表）。
就這樣，世界兜了個圈子又回到原地，盡管其間也發生過重大改變。今天的世界承受著一些似曾相識的壓力：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地相似。
正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近期一項研究中證明的那樣，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和大蕭條一樣破壞了全球化。受跨境金融崩盤影響，商品服務貿易流動以及金融流動與世界產出之比驟降。事實證明，貿易比金融更穩健，但即便是更穩健的貿易，2005年至2012年間其與世界產出之比也不再上升。我們尚不清楚全球化放緩將有多麽根深蒂固。但考慮到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破壞、以及人們對全球市場經濟運行方式（尤其是收益分配方面）的明顯擔憂，全球化遭遇比今天更嚴重的抵制並非沒有可能。
或許更重要的是政治壓力，就像1914年前的情況那樣。經濟一體化與政治分裂之間的矛盾仍是任何全球一體化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今天，俄羅斯將自身定義為一個努力收復失地的國家，中國將自身定義為一個自信的國家。核武器降低了爆發直接軍事沖突的可能性，但沒有完全消除這種可能性。而且，一旦爆發沖突，核武器會帶來惡劣得多的後果。
如果說過去100年帶給我們什麽教訓的話，那便是：我們命中註定要相互合作。但我們現在仍然各行其是。合作與沖突之間的這種矛盾是永恆的。過去的100年，人類既經歷了極端的合作，也經歷了極端的沖突。面對似曾相識的選擇，我們以何種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塑造未來100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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