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二十五週年，世人對此事件紛紛表達關切，中國卻如臨大敵。國際社會力促中國把真相與民權還給人民，香港十八萬人集會要求平反，天安門現場有黑衣人冒險現身追悼。畢竟，事發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當局仍不願面對歷史，以自由民主善待人民；十三億多的中國人仍生活在政治壓迫之下，世人不會視若無睹。
台灣必須關心此事，不僅六四攸關普世價值與基本人權，中國如今政治壓制更甚當年，還企圖把黑手伸進台灣，影響政經與社會，最終併吞台灣。公民團體因此強調，與中國交流須以人權為前提。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說得好：我們關心六四、關心中國，不應是擁抱同胞的、那種國族式的關心，而是站在對中國底層人民的角度去關心。
除了關心中國人民當家作主與基本人權，台灣也應回顧並檢討六四之後對中國政策的失敗經驗，才足以在面對中國不斷進逼中，趨吉避凶。
美國是一個例子。六四之後，美歐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執行武器禁運，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並以「北京屠夫」形容中國領導人。六四事件及經濟制裁雖導致中國經濟短暫頓挫，外商投資到一九九一年仍卻步，但據曾任駐中國大使的羅德（Winston Lord）最近告訴國會，美國政府內部其實步調不一，經貿部門對人權與經濟制裁並不熱心，柯林頓當選後，也未支持國務院。其結果是，經貿與人權脫鉤，對中國人權施壓虎頭蛇尾。
相形之下，六四之後，我國政府嚴厲譴責中國當局，並義助民運人士，但民間卻反應不一。儘管出現支持中國民主學運的遊行，就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制裁而觀光客止步之際，台灣卻有不少人趁機前去大撿旅遊便宜，更多廠商大膽西進搶佔商機，無視「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會帶來危機」的警告。
對六四事件見利忘義，只圖個人與短期利益，台灣人不僅協助中國擺脫外資停頓、旅遊萎縮、經濟下滑的困境。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藉「南巡」加速發展經濟，台商進一步加碼投資中國，甚至不惜違法「偷跑」，致使李登輝總統不得不採「南向政策」和「戒急用忍」以為因應，仍未能力挽狂瀾。
因此，中國經濟崛起，台商挹注資金、技術、管理技能貢獻最大。其間，雖有部分人得利，在近年中國經濟轉型過程，台商竟淪為遭「騰籠」所欲替換的鳥，不是難以脫身，就是被迫往越南、柬埔寨等東協國家遷移。至於產業被掏空的台灣，就業不易、薪水倒退嚕、經濟不振都成難以擺脫的困境。六四之後台商自以為得計的產業經貿一窩蜂移向中國，如今造成台灣極大的傷害。
傷害不僅止於此。中國經濟暴發之後，軍事跟著擴張，且以數以千計的飛彈對準台灣。不僅台澎金馬，釣魚台、南海諸島，全屬「一中」領土；中國與周遭各國，都生主權爭端，衝突不斷，越南、菲律賓、日本只是現在進行式。日前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中國以「亞洲新安全觀」與美國「亞太再平衡」針鋒相對，被視為「美中加緊爭奪亞洲」的鬥爭。尤有甚者，它對待中國人民更為嚴厲，不但六四至今真相不白，網路封鎖、關押異議人士、抗拒民主改革，多年來西方國家宣稱經由經貿交往以促進中國人權、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期待，顯然落空。
台灣同樣正因六四之後對中國失策，而招致極大後患。教訓之一，是台灣經貿不能再獨沽中國一味，必須轉向ＴＰＰ等較廣泛的對外擴展與連結。教訓之二，台灣不能再被只重個人、短期、有形利益的政商牽著鼻子走，自由、人權、主體性都是面對中國所必須堅持的價值；犧牲普世價值，只會招來屈辱與禍患。最重要的教訓，民調既顯示六成公眾認定台灣與中國不屬同一國，是國與國關係，我國應積極致力經濟、政治、軍事改革，確保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抗拒中國把它專制的統治污染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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