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題大作」，到底是做給誰看的？

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二三一組文物，今天將首度在日本展出。這次的重要活動，不僅在文化交流層面，尤其具有政治意義。在台日兩國長期且複雜的關係脈絡下，看待展策前夕發生的「國立」爭端，吾人認為國家元首個人的心態甚至算計，已經導致維護國家尊嚴訴求的變質。整起事件在東京博物館公開表示歉意，可望趨於平復之際，台灣內部的自我檢討也應該適時開展，以確保今後國家的最大利益不致再受不當處置的侵害。

釐清「國立」事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回到事物的本身看問題。故宮是在去年十月十六日與東京博物館、九州博物館簽署了交流展合約。這份合約針對可能爭點已有所規範，其中第九條「本項展覽相關製作物」明訂：「乙方（日本兩博物館）在製作前項物品時，必須標明借展品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據此合約精神，即為理性的判準，立刻可界定是非黑白。

這次的展出，東博為主辦單位，另日本ＮＨＫ、每日、朝日、讀賣新聞等媒體組成應援團，也就是協辦單位，而「國立」消失的問題海報，就是協辦的媒體所製作。日本媒體主張他們並非合約簽訂者，因此無違約問題。而我駐日代表處的說法是，中國對這些媒體施加了壓力。面對這種開展前的突發狀況，以台灣的處境，稍有經驗的政府應該視之為常數，而非變數，且必須早先備妥應變方案完美化解危機才對。然而非但事與願違，政府似乎還出現了刻意鬧大、不惜破局的跡象，動機非常可疑。

站在台灣的立場，「上策」當然是依照合約的白紙黑字，循外交與博物館雙重途徑嚴正的交涉。應援團雖非簽約人，但是所有宣傳品須經東博審核，我方大有談判籌碼，撤展即是最嚴厲的底牌之一。一個優質的政府，在進行涉外事務時，一定會把目標與手段分清楚，在這個事件上，以國立之名順利展出是目標，抗議與撤展是手段，因此基於目標的圓滿達成，所有歧見必然會選擇在談判桌上解決，出門會見鏡頭一定是握手言歡建立共識。除非是已經談不下去，才會走最「下策」，鼓動民怨，喧騰於外，以雙方關係為代價，傷害對方的尊嚴，來完成目標。

不幸的是，「國立」事件發展到今天，東博是將所有違約文宣皆已更換完成，但故宮的如期出展，卻也如同一杯走味的咖啡，兩國的人民多少為此動了情緒，馬政府顯然是走向了「下策」，除非馬政府的真正目標與台灣民眾並不一樣。如果是這樣，那麼故宮院長馮明珠昨天以台灣民眾為名，指稱：「日方辜負了台灣民眾的期待，東博有責任給台灣民眾一個道歉」，豈不就踰矩了。如果政府與民眾的目標是一致的，那麼政府是否也應該對未能採取「上策」，竟「中策」也不可得，進而採取最下策，無能至此，向全體國人道歉？

故宮文物到日本展覽，是一段經過多年努力的過程。二○○九年，日本民主黨與自民黨國會議員到台灣訪問，正式向馬總統提出了要求，基於文物的安全，當時外交部要求日本必須先制定或修改現行有關藝術品扣押之法律，保證故宮展品能夠在完展後，不被中國攔截順利送回台灣。因此，日本朝野政黨攜手在二○一一年於參眾兩院無異議通過了「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為故宮前訪鋪路。相較於先前所克服的難度，今天萬無不能妥善處理「國立」問題的道理，這是此次總統府採取高分貝抨擊，最詭異之處。

在東博館長致歉後，總統夫人周美青改以「降低政治意涵」為由，不赴東京參加開幕式。原先，對於周美青女士是否藉展訪日，多數國人應無意見，但是既已約定要去後又取消，這在外交儀節上是一表態，若不適切，即是失禮。這就不得不讓人豁然開悟：總統府的「小題大作」，到底是做給誰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