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才能實現再平衡

紐約時報
馬瀟

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長7.7%，低於之前普遍預期的8%。很多分析師對此數據感到十分驚訝，稱之為“非常令人失望”和“一卡車令人不快的意外”。但是對於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金融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來說，這或許正是他所預期的。

在他的新書《偉大的再平衡：貿易、衝突、以及世界經濟的危險前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中，佩蒂斯對世界經濟前景做出了大膽且悲觀的預測。他指出，過去10年嚴重的貿易和資本不平衡導致了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只有當這些不平衡被扭轉之後，這場危機才能真正終結。再平衡的過程將會痛苦漫長，但卻必要和迫切，尤其對於中國而言。

佩蒂斯在書中強調，中國的增長模式是高度資本密集型的投資驅動模型，而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勞動密集型。近年來，一系列國內政策在犧牲了普通家庭收入的基礎上鼓勵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些政策包括：人民幣估值偏低、工資增長滯後、金融抑制、環境退化、社會保障弱化等。這將收入通過中國的銀行系統從普通家庭轉移至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根源，同時也是中國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而不是很多人宣稱的緣自中國崇尚勤儉節約的傳統）。佩蒂斯認為，這種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過剩的投資將開始流向那些根本無法盈利的項目，最終導致債務危機或極為緩慢的經濟增長。上世紀70年代的巴西和80年代的日本就經歷了這樣的經濟崩潰過程。

佩蒂斯還指出，中國並沒有躲過2008年經濟危機一劫，僅僅只是延遲了其影響。中國在處理國內不平衡上已經耽擱了太久，再平衡迫在眉睫。他預計在未來10年的調整期中，中國GDP增速平均在每年3%左右。但他同時指出，對於普通家庭來說，這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痛苦，因為再平衡本身就意味着，家庭收入和消費的增速高於GDP增速。

我們向佩蒂斯提了五個有關他的新書及中國經濟的問題：

問：您在書中指出，危機是一個高度自增強的過程，會在某一個瞬間突然失控。我們每每看到，各方均以自己眼中理智的方式應對危機，卻使危機惡化。金融系統從本質上就是不穩定、註定要崩潰的嗎？危機是否是重新獲得平衡的唯一方式？

答：是的，所有的系統或多或少都可能有內在的自增強機制，金融系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比如，多年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銀行有很薄弱的信貸標準，借款人總是能夠突破他們的收支限制。反過來，較弱的信貸標準又鼓勵了更快速的增長。這時如果經濟增長放緩導致不良資產激增，會迫使銀行收緊貸款標準，這又會加劇經濟放緩。經濟學家在注意到此類過程的時候，稱之為“順周期性(pro-cyclicality)”，這類過程最終總是會導致比預期更大的波動，無論是進展順利時的向上波動，還是事情變得糟糕時的向下波動。如果我們不想被打得措不及防，尤其是被向下的波動，我們需要深入了解此類機制的工作原理。

問：貫穿全書一個主題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國家的生產、消費、儲蓄和投資都是互相關聯的，一個國家發生的變化必須在另一個國家引起等效的變化”。這種相互依賴關係使得整個系統更加穩定還是不穩定了？政策制定者應當試圖增加還是減少這種依賴關係？

答：原則上講，全球化應該帶來了更多的穩定性。但如果一個或多個大型經濟體的扭曲非常大，以致於引發了全球範圍的不平衡，那麼就會有風險：其中任何一個經濟體的調整會迫使整個系統進行同時、同方式的震蕩。這會加劇系統的波動性。我們在考慮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時，也必須同時意識到有些大的經濟體可能會迫使整個世界走上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

問：中國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過度投資，但有沒有可能很多農村地區仍迫切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國能否在接下來的10年中利用這種區域不平衡，轉向農村驅動經濟增長？

答：不，可能恰恰相反。由於農村地區社會資本和生產力水平較低，其吸收大量投資的能力很差。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l Houng Lee、Murtaza Syed和Liu Xueyan最近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一個嚴重錯誤但非常普遍的認識是，推動生產力的唯一因素是人均投資水平。這使人們誤以為，我們向最貧困的地區投入的資金越多，創造的價值也會越高。但是歷史證明，非常貧困的地區沒有吸收大量投資的能力，並且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強制投資流向這些地區只會導致更多的資金浪費。

問：近年來，中國一直在試圖減少對出口的依賴。2009、2011和2012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實際上是“負貢獻”。您如何評價中國所做出的努力的成效？

答：中國貿易順差的縮減並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在進行再平衡，而很明顯是全球經濟危機的結果。隨着全球需求的崩潰，中國貿易順差不可避免地進行了收縮（實際上所有有較大貿易順差的國家都如此）。如果中國貿易順差的縮減伴隨着儲蓄的收縮，那麼應該是可持續的。但是事實恰恰相反，貿易順差縮減的同時，儲蓄卻增加了。中國貿易順差縮減的真正原因是，大量明顯不可持續的投資的增加超過了儲蓄的增加。現在中國必須將投資水平降下來，但是如果不能將儲蓄水平同時降下來的話，中國的貿易順差又會面臨上升的壓力。

問：您似乎認為，較低的GDP增長長遠來看實際上更有利於中國。但是中國政府正面臨著提供足夠就業機會、2020年前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巨大壓力。您怎麼看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棘手困境？

答：我認為有兩點要澄清。首先，並不是較低的GDP增長會有利於中國。現實情況是，中國非常有必要重新平衡，而這種再平衡只有在較低的GDP增長的條件下才能發生。第二，中國能產生多少就業機會並不僅僅取決於GDP增速，還取決於中國勞動密集型增長的速度。由於中國利率一直被嚴重抑制，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比本應有的遠偏向於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如果中國的再平衡伴隨着實際利率的上漲（我認為應該上漲），經濟增長可以變得更加勞動密集型，這種情況下，GDP的增長實際上同時可以伴隨更快速的就業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