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健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觀審制究竟為何而來？司法院一再宣稱，是要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但為什麼觀審過的人就會更信任司法呢？學者們嘲諷地說：觀審就是法官教訓無知人民的法庭旁聽課，經過法官的教誨，人民當然對司法信任得五體投地。
觀審制導因於性侵案件爭議。在那些案件中，法院認為太小的孩子沒有自己的意願，加害人不可能違反其意願，不能量處加重強制性交罪，只能論以普通強制性交罪，一來一往，刑度上是七年起跳跟三年起跳的差別。但就算是還不會說話的孩子，也有最基本的好惡，某些人抱他會哭，某些人抱他會很開心，他甚至有喜歡的衣服、討厭的食物——這不是意願，什麼是意願？
然而，儘管令人嫌惡，那些判決卻也有其依據，說穿了，它們不過是承襲最高法院長久以來的見解罷了！那些判決合乎裁判一致性的要求，而在法律上有一定的理據；儘管它們的理據未必充分，但正因為有最高法院當靠山，它們並不是憑空出現、恣意枉法的判決。
性侵案件的爭議凸顯了裁判一致性與個案正義的衝突，更抽象地說，是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衝突。在這種脈絡下，觀審制無非是要透過人民的參與，使司法裁判得以容納更豐富的價值，治癒合法與正當之間的裂痕。
性侵案件爭議顯示，合法未必正當，正當也未必合法。這或許不令人意外，法律與道德本來就是兩回事；然而，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正因為它應當盡其所能地追求正當性。這個道理比想像中的理所當然：有任何政府會一邊要求人民守法，一邊宣稱這些法律不正當嗎？會有任何法官一邊論罪科刑、一邊說這樣判不道德嗎？即使在號稱東亞民主實驗場的台灣，這也是難以想像的。
面對個案，法律不只要給個說法，還要給個像樣的說法，否則，沒人願意買它的帳。現實上，如果合法的通常也是正當的，兩者之間的衝突只是零星個案，不道德的法律或判決還能當成無心之過；但若衝突經常發生，尋求溝通對話，就是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觀審制就是這樣的對話機制，當然，只給判、不給判，能不能發揮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學運的法律責任
學運的法律責任成為熱門話題，原因也脫不了合法與正當的扞格。公民們制止公權力脫軌的體制外手段可能正當，卻遊走法律邊緣；更糟的是，之所以走到體制外，正因為體制內走不通了。正當但違法的行為既源自於法律的缺陷，卻又面臨法律的非難。
國家違法並不當然賦予人民反過來違法的權利，公民不服從也不過是特殊的政治言論，外於言論自由的「公民不服從權」並無意義。問題在於，當國家惡意違法，而所有體制內手段都緩不濟急——當法律叫人求助無門，國家暴力叫人進退兩難，你要合法就忍受它，要對抗就會違法。這是道德困境，而若法律宣稱它保障個人遵從良心的權利，這也將同時是法律困境。
關於公民不服從的法學理論，也同時是與正當性對話的嘗試。公民不服從或抵抗權的用語或許陌生，但這些理論沒有提出什麼異端邪說；相反地，它們只是把法律人所熟知的構成要件、違法性、罪責等等基本概念，放到公民不服從的具體脈絡下重新檢視，並在檢視的過程中，為法律尋求正當性。可想而見的是，尋求之路難題處處。攻佔立法院阻礙民意機關的運作，從而悖於民主嗎？或者它其實凸顯了代議制度的失能，從而彰顯民主呢？動手打警察固然不對，但就連跟警察推擠、甚或坐臥在地任憑抬離，也算是以強暴脅迫妨害公務嗎？難道我們的法治，是政府一個指令、人民就得跟著一個動作，不然就等著去牢裡蹲嗎？對於這些問題，任何答案都會引發爭議，然而，如果法官、檢察官連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法治都不敢表態，台灣還算得上是民主法治的自由共和國嗎？
當然，任何抗爭行動是否構成犯罪，應個案認定；重要的是，把這些挑戰當成一回事，正面回應，而不只是跟著有罪或無罪的宣告起舞。對於正當性的要求，法律必須時時回應，它帶來批判，也帶來反饋，在性侵案件爭議如是、在關廠工人案如是，面對公民不服從，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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