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漂在紐約，貧窮而年輕
居住
蒂爾尼·庫克和奧利弗至少在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史蒂文森社區找到了一個住處。學生貸款和寵物狗都阻礙了她在紐約找房。
Karsten Mor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近幾十年來，對於年輕人而言，遷居紐約已經變得不甚合理。那些工作所支付的薪水不夠用，實習期間完全沒有工資，而房租，從任何正常的標準上看，都高得讓人望而卻步。
現如今，在上述內容中，還得新增一類經濟上的現實 ：猛增的助學貸款債務。較之以往，現在有更多學生得到了數額更大的貸款，僅過去十年，教育負債就翻了三倍，攀上1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2萬億元）。數量空前的一批大學生，帶着埋過膝蓋的財務赤字畢了業，開始了他們的成年人生活。
儘管如此，新的研究表明，從經濟方面考慮，大學還是要上。四年的校園時光，為這些普通的畢業生網羅的薪水，幾乎是無學位人士的兩倍之多。大學的那些優勢，從長遠來看或許是令人欣慰的；但當你十分年輕、深陷債務、又想在紐約市安家的時候，則不然。
對於許多仍然在校和近期才剛畢業的人來說，這種債務壓力似乎正以新的方式，與在紐約找個住處的問題發生着衝突，使原本已經相當複雜的情況更加複雜。
2010年，蒂爾尼·庫克(Tierney Cooke)剛來紐約，就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是付房租，還是償還學生貸款。她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曾藉助貸款度過四年時光。而畢業後的第一份當保姆的工作很難幫她支付賬單。
每月的總還款額「將近1000美元（約合人民幣6230元），」庫克說，「我不可能不付房租。我無法把那種情況當成一種選擇。」
最終，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26歲的庫克，在數字廣告業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仍籌不到足夠的錢同時支付房租和還貸。
由於幾次忘了還貸，她的信用評分大減，還連累了她的父親。因為父親與她共同簽署了這筆貸款。於是，庫克把一人獨居的夢想強壓了下來。
「我得承擔應盡的責任，不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庫克說，繼而又補充道，她在那條虛線上籤下名字的時候，還是個一無所知的孩子。「剛剛十八、九歲的年紀，就同意承擔數萬美元的債務，我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麼。」
紐約市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發佈的數據表明，助學貸款與住房市場間的關係已經急轉直下。過去，背負助學貸款者的買房比率，要比未獲貸款的同齡人更高。據這份報告說，部分是因為，上大學意味着賺更多錢。
但在2012年，紐約聯儲顯示，30歲的學生借貸人比其他年輕人獲得住房按揭貸款的可能性更小。在30歲左右的人群當中，房屋擁有者數量下跌最快的，就是學生債務人。
經濟學家們都很擔心。上個月，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說，助學貸款債務正在剝奪復蘇的住房市場的生命力；而諾貝爾桂冠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稱這種日益增長的債務為「一場教育危機」，這種情況將「影響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
但如果這是一場危機，在那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奔三」後開始考慮那些圍着白籬笆的房屋之前，危機早就已開始了。從他們離開課堂，來到真實世界的那一刻起，這些年輕人的人生計劃就一拖再拖，無法踏着哪怕十分稚嫩的步伐，向擁有房產的成熟階段邁進。
最終，庫克搬進了曼哈頓的一套雙卧室公寓中，其中住了四個女人、一位男朋友和兩條狗，包括庫克的那條長耳捲毛狗奧利弗(Oliver)。
「我受不了，」她說，「他們都在上大學。」
但若不先存一筆錢，她就無法搬進自己的地方住；而她又沒法存錢，除非從兩項最大的支出中砍掉一項：房租和她近期重新開始繳納的還款。這次，她選擇先把錢還上。
她搬了出去，然後一連兩個月寄身那些隔出來的卧室和空角落裡，睡在朋友的沙發和氣墊床上。而庫克的狗奧利弗並不總能在她落腳的地方受到歡迎，所以，他有自己一條唐突更換住處的路線。她把在第六個旅途休息站渾渾噩噩間殘留的一切記憶都拋開了。「我和一個說夢話、打呼嚕的小夥子基本上同住在一間起居室里。」她說。
遭到兩位房東的拒絕後，庫克在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網站上登了一則求租啟事，然後在貝德福德-史蒂文森(Bedford-Stuyvesant)社區找到了一位房東。那個人忽視了她的信用評分，還因為奧利弗的魅力，忽略了一項不準豢養寵物的政策。
擁有自己住處的快樂，對消除庫克財務方面的焦慮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我想過當自己遇上某個人、然後我們想結婚時會發生什麼事。那時候，我的債務會變成他們的債務，」她說，「這些都是我在18歲那年簽下一筆助學貸款的時候，從未想到過的成年人的事。」
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在紐約有個家，是無比遙遠的前景。
在過去兩個月，24歲的布蘭妮·巴爾博薩(Brittaney Barbosa)一直住在長島的一家汽車旅館裡。同時，她正在紐約市裡尋找一套公寓。
所有數字都對她不利。她有一個兩歲的兒子、一份全職工作和一筆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8.7萬元）的助學貸款。巴爾博薩欠着貸款未還，成為在近期申請貸款者中佔比15%的、三年內曾經拖欠貸款者的一員。全國上下共有60萬名這樣的學生。
「這影響了我的信用，影響了我的找房過程，」她說。在八個星期內，她已看了二十多套公寓。「你得能賺40倍的租金才行，但我不能。所以他們都不想租給我。」
與此同時，她賺的錢大部分都花在了這間汽車旅館每晚100美元（約合人民幣620元）的住宿費上。
巴爾博薩說，她得到一筆貸款，去了波士頓的海灣州立大學(Bay State College)學習時尚產品營銷。但一年後，她就退出了這個學習項目，負債回到位於長島的老家，在那裡生下了兒子。最終，她又在昆士堡社區大學(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開始上課。
大多數日子裡，她在學校待到下午2點，然後在一家石油公司的客服部門從下午4點工作到晚上11點。她的母親和孩子的父親輪流在白天照看她那蹣跚學步的孩子。
在這家與納蘇郡紀念退伍軍人體育館(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同處一隅的汽車旅館中，她的生活可以說是沉悶乏味的。「這裡破破爛爛、奇奇怪怪的，」巴爾博薩說，她想起來最近的一次紋身大會，當時這家汽車旅館不僅來了一些參觀者，而且還多了一種刺鼻的大麻味道。
「我在這裡已經住到忍無可忍了，」她說。她已經緊盯着這些數字好幾個月了，並逐漸開始相信，紐約市無處讓她容身。她已經開始在新澤西州找可租的房子了。
一些年輕人正選擇離開紐約，而不打算同時面對紐約的房租與自己的債務。生於費城的化學研究者約瑟夫·特勞特(Joseph Trout)已經決定，帶着一筆大約1.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1.8萬元）、即將到期的貸款，和一段生活長期難以為繼的經歷，徹底從紐約撤離。
22歲的約瑟夫·特勞特面臨著償付學生貸款的壓力，他正在考慮離開紐約。
Danny Ghiti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22歲的特勞特即將成為前博士生(former doctoral student)，從不指望自己能得到什麼外來資助。14歲那年他進了孤兒院，兩年後嶄露頭角，成為他那所高中畢業典禮上的學生致辭代表。他說，自己在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贏得了一席之地。為了就讀那所學校，他籌措了一筆沉甸甸的助學貸款。
他痴迷於自己的研究。「我意識到，如果我不畢業的話，就會回落到起點，」他說，「但我不會聽天由命，」他告訴自己。「我想過得更好一些。」
大約一年前，他作為一名依靠全額獎學金的學生來到了紐約，進入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化學。他的住處是史蒂文森鎮(Stuyvesant Town)的一套與人合住的雙卧室公寓，一半房租由這所大學補貼，但特勞特並不覺得自己每月從口袋裡掏出來交房租的這1100美元（約合人民幣6769元），有多實惠。
「人們都以為這是筆合算的交易，這件事讓我覺得，這裡的人都被洗腦了。」他說。
特勞特放眼看去，覺得失去了光芒的紐約市讓他意識到了很多。他把曼哈頓看成「區區一個地方，」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只為能住在一個附近有幾座公園的地方」，就應該靠麵條來維持生活；而且他還對紐約市在一份簡單的三明治上徵稅感到困擾。「了解到在這個星球上，還有人覺得他們的每份三明治都值10美元，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已經決定退出該研究生項目了，部分是因為覺得工作多得讓他透不過氣來，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他覺得自己和其他學生沒有太多共同點——那就是說，他得找到一套新的公寓和一份新的工作，並在大約六個月後開始償還貸款。
這筆迫在眉睫的支出，以及要獨自承擔租金與水電費的壓力，已經迫使特勞特把眼光放到了遠離紐約市的地方。他想過搬回費城的某個雜亂的地方；他說，遭遇打劫的可能性增加了，租金則有所下降。
「和一些混球做鄰居，也有它的妙處，」他說，「因為等到要交房租的時候，你的口袋裡肯定會有足夠的錢。」
他還在考慮搬到洛克蘭縣(Rockland County)，與他的未婚妻離得近一些。他已經在那找到一些每月租金大約在500美元（約合人民幣3077元）的住處了，比紐約市的平均租金低得多。
沒有需要提防的陌生人，特勞特說，如果情況惡化，他會把錢用於維持自己的生存，然後再努力讓債主們不上門討債。
「如果我拿不到所有的收入，那麼我的生存就是第一位的。不然他們要做什麼？非從石頭裡擠牛奶嗎？他們不可能從我這裡拿走我沒有的錢。」他說。
他抱着些許恐懼，考慮着一個輪番交房租和還貸款的未來。但他說，背着債務比沒有債務要更好。
「我向上攀登的努力，完全依賴於接受的那些教育，」他說，「不管有沒有債務，我都會再去讀書。因為這是我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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