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競爭與人類福祉

華爾街日報

韋森

──重讀哈耶克之二

在當代世界思想家中，可能無人能像哈耶克那樣數十年始終如一地執著弘傳自由市場的理念了。在20世紀後半期，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曾與哈耶克在同一個戰壕進行了數十年的“市場經濟保衛戰”，但哈耶克對自由市場體制和價格競爭機制的理解和闡釋，卻與新古典經濟學家有著完全不同的視角和思路。哈耶克在數十年著述生涯中，他還不時地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發些批評性的“橫炮”。

學過現代經濟學的都知道，新古典經濟學是基於理性經濟人個人利益最大化推理來論述市場經濟的好處的。這種理論認定，完全理性且有著完備信息的市場參與者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會導致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最大化，達到市場出清的一般均衡，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任何壟斷和行政幹預，都會扭曲市場體系的最優資源配置，導致社會福利損失和低效率。

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優長的這種理性解說，不時引來一些持不同見解的經濟學家和論者的質疑和批評。持批評意見者一般認為，完全競爭只是經濟學家們所杜撰和幻想出來的理論上的“海市蜃樓”；現實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種種問題，尤其是一波又一波的經濟危機和商業周期，說明了市場經濟並不是一個盡美盡善的現世“伊甸園”。一個早年研究和讚同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但後來又對哈耶克批評甚多的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曾說過：“在實際中，自由市場很少根據經濟學家構建的模型運行。有繁榮和泡沫、蕭條和崩潰。只有在經濟學教科書裡，市場才是自我調節的。”格雷的這段似是而非的話，可謂是代表了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的典型批評。

與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之優長的“傳道”（preaching）方式不同，哈耶克從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把市場價格體系視作為“一種人類交流和溝通信息的機制”，一種自發成長且不斷擴展的交換體系（catallaxy）。1936年在倫敦經濟學俱樂部所做的“經濟學與知識”的講演中，哈耶克就從人們的知識分工和信息利用來論述價格體系的合理性。在1945年的經典名篇“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中，他又進一步指出，市場秩序之所以能解決“資源最佳使用的問題”，是因為人們的知識和信息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只有通過市場價格機制，以勞動分工和分立知識（divided knowledge）為基礎的協調運用資源的做法才有可能。

根據這一認識，從20世紀30年代到他去世前，哈耶克一直堅持認為，“競爭是一個發現過程，是一種牽涉到（人類社會）進化方方面面的過程；正是通過進一步的競爭，而不是通過大家的一致同意，才逐漸增進了我們的效率”（《致命的自負》）。哈耶克還曾基於這一推理批評過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天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對中央計劃經濟的一些看法。在1956年發表的一篇“為什麼選擇社會主義？”一文中，愛因斯坦曾主張，應當用當時流行的一個社會主義口號“為用途而生產”，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為利潤而生產”。對此，哈耶克批評道：“愛因斯坦似乎沒弄明白，只有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計算和分配，方能夠使我們所發現的資源得到精細地（intensively）運用，從而引導生產服務於各種生產者所無法預想到的目的，使每個人都能有效率地參加生產交換。”

縱觀哈耶克的一生，與其說他是在沿著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來宣揚自由市場體制的優長，而毋寧說他的經濟社會理論的中心目標是闡釋中央計劃體制的非可行性，作為這一理論任務的副產品，他只是附帶地証明了只有市場價格競爭機制才是惟一能增進人類福祉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對於這一點，並不是很多睿智的經濟學家所能理解得了的。

在20世紀30-40年代，世界剛剛經歷過1929-1933年大蕭條，復蘇之路仍然步履維艱，當時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人士對自由市場體制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懷疑，且對中央計劃經濟抱有這樣或那樣的幻想和憧憬，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不無感嘆地說：“根據目前佔統治地位的見解，問題已經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會中可以發現的自發力量。實際上，我們已經著手取消那些產生不可預知後果的力量，並對一切社會力量加以集體的和‘有意識’的指導，借以達到刻意選擇的目標，來取代那些非個人的和匿名的市場機制。”

就是在那樣一個歷史背景中，哈耶克當時十分孤寂但卻又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堅持認為，中央計劃經濟會限制個人自由、摧毀人們的責任感和社會的道德基礎；會阻礙財富的生產，造成社會貧困；亦會導致極權主義政府。哈耶克當時就尖銳和深刻地指出，放棄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用中央計劃和政府行政手段幹預經濟過程和進行資源配置，不但會在經濟上導致像詩人荷爾德林（F. 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樣“用通向天堂的美好願望來舖設一個國家通向地獄之路”，而且也會在政治上走向一條奴役之路。

由此看來，在哈耶克對自由市場體制的捍衛中，並不是像新古典經濟學家那樣把市場體制描述為一個完美無缺且高效率的現世的伊甸園，而是試圖闡明這樣一個道理，有著分立知識和有限理性的市場參與者，通過運用價格機制這種信息裝置，會在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長河中增加人類福祉。換句話說，照哈耶克看來，並不是市場競爭在短期中不出問題，會時時有效率和處處均衡，而只是從人類社會長期演變過程來看，它是一種自發演化生成的、最不壞的且不斷擴展的增進人類福祉的資源配置方式。

哈耶克對自由市場體制的捍衛，並不限於“經濟效率”這一維度的考慮。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層面來論述市場交易體制的優長。他指出，那種“市場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會產生‘創造財富’這一有利的結果”的觀點，是寬泛的和膚淺的。哈耶克認為，“只有在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決定運用他的知識時，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擁有的許多具體知識全部得到運用”，才能不斷擴大參與市場分工的社會成員在天賦、技能和興趣上差異，才會促進生成德國思想家威廉‧馮‧洪堡特所說的“人類最為豐富多樣性發展”的文明，最後形成他心目中“偉大社會”。這一點，顯然又是19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卡爾‧馬克思的社會理想相一致──盡管馬克思試圖採取不同的路徑即欲從消滅私有制和市場交換來達致這一理想。

在21世紀的當今中國，經歷了近30年計劃經濟時代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貧困，可能已經沒有多少人還在懷疑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這一點了。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經濟衰退，致使許多人又開始懷疑市場體制的合理性，以至反思性地抨擊市場經濟運行的種種弊端和問題，但若要再恢復用中央計劃來進行社會資源配置，恐怕今天即使有些左傾思想傾向和情懷的人士也不大會同意。在這方面，我們至少要部分地感謝哈耶克，人類社會思想史，將永遠記下哈耶克這位執著且常常給人們有些偏執印象的思想探索者。

負債累累和標準普爾調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當下，西方發達國家要走出經濟衰退似乎變得遙遙無期。在此情況下，是否又會像在1929-1933年大蕭條後那樣在全世界再湧起一波壓擠、限制甚至試圖消滅市場競爭機制並相應增強政府對經濟直接幹預的思潮？目前這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和警惕。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