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倒向「右翼」了嗎？

紐約時報
加藤嘉一

過去八年， 我在中國經常聽到「日本右翼勢力抬頭」、「日本右傾化」的說法。每當日本政治家的言行讓中國人感到「不高興」，日中之間發生讓中國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不管涉及歷史問題還是領土之爭，中國人往往會使用「右翼」、「右傾化」這樣的詞語來批判日本有關的人、政策及價值觀。

「右翼」或「右傾化」在漢語裡面有着豐富的含義，也是很容易讓人困惑的概念。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習慣上都被稱為右翼政黨。這裡的「左」和「右」主要根據其政策主張劃分，並沒有強烈的感情色彩。
不過，在日本政治的語境下，「右翼」和「右傾化」頻頻出現在中國媒體和輿論中，幾乎可以和「中國的敵人」或「與中國為敵」劃等號。比如，當某些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當某些日本企業支持「美化」侵華戰爭的教科書，當日本海上保安廳在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追捕中國漁船，當日本政府「國有化」尖閣諸島時，「右翼」和「右傾化」似乎成為了對這些現象的最佳概括。我本人在中國也有過被稱為「日本右翼分子」的經歷。

問題是，雖然上述的每一個例子都有複雜的背景，即使許多令中國不愉快的言論只是來自少數日本人抑或至少不是全部，哪怕引發矛盾的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很多中國人仍然把日本政府、日本民族視為一個整體，並貼上「右翼」和「右傾化」的標籤。

客觀地說，日本確實存在一種保守、強硬的政治勢力，他們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不承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主張修改日本二戰後的和平憲法，推動日本成為具有交戰權的「正常國家」。

然而，斷言日本倒向「右翼」的中國人並沒有看到日本的另一面：日本右翼團體編撰的「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教科書在日本學校的採用率極低，支持此教科書日本企業也相當有限；日本政府以及大多數普通日本人都認為日本對中國有過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而慘痛的傷害；2010年處理中國漁船與日本兩艘巡邏船相撞事件的日本民主黨在其上台前，就在《政綱》里明言「首相不參拜靖國神社，不干涉中國內政」；至於「國有化」尖閣諸島，前首相野田佳彥的做法不僅得罪了中國政府和民眾，在不少日本人眼裡也缺乏戰略眼光，是成問題的——當時有日本不少企業家批評野田「惡化了對華關係」。

小泉純一郎前首相被很多人視為「右翼勢力」的代言人。然而，參拜靖國神社並不是小泉的全部，他在任期間堅持日中友好，認為「中國的崛起對日本來說機遇大於挑戰」。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2001年10月，小泉在參觀京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後，講過這樣一番與「右翼」格格不入的話：「我喜歡歷史，老是對歷史書或涉及歷史的小說抱有興趣，所以我一直就想到盧溝橋看看。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懷着這種心情觀看了這裡的許多展覽。……我感到，通過很好學習過去歷史，人類須要反省並將之運用於未來。我們也正是由於本着正視過去的歷史、不再發動戰爭之反省，從而使日本在戰後作為和平國家實現了繁榮。」

時下有關日本「右傾化」的討論中，修憲是一個核心問題。安倍晉三第二次出任首相以來，他率領的自民黨骨幹試圖推動修改憲法。現行日本憲法第96條規定，修改憲法需要日本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均有超過三分之二議員贊同，國會通過議案後，還需要國民投票的過半數同意才能生效。

日本憲法第96條為修憲設定了很高的門檻。支持修憲的政客——安倍晉三為首的自民黨、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曾因涉慰安婦言論引起軒然大波的大阪府知事橋下徹領導的日本維新會等認為日本修憲難度過大，試圖把對參眾兩院支持率的要求降至過半數。

他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憲法第96條，而是使得《日本國憲法》成為「和平憲法」的第九條——

永久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修憲派認為，這一條款已經不合時宜，不利於日本面對日益複雜化的周邊態勢，以及在國際社會上承擔應有的責任。

據我觀察，日本政界推進修憲，在某種意義上是大勢所趨。無論是面對中國的崛起，應付朝鮮半島危機爆發的可能，還是配合盟國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平憲法」束縛了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的行動力。那麼，日本社會是如何看待修憲呢？

5月3日對日本國民來說是一個節日——憲法紀念日。每年這個時候，媒體輿論展開有關「新時代，我們該如何面對憲法」的大討論。5月2日日本放送協會(NHK)公布的調查顯示，日本人中認為「有必要修改憲法」的有42%，認為「沒必要修改憲法」的有16%，「不好說」的39%。與6年前的數字分別是41%、24%、30%。

看看理由，主張「該修憲」的42%當中，75%的人認為「時代發生了變化，靠當前憲法難以應對的問題日益增加」；15%的人認為「為了在國際社會上承擔責任所需要」，9%的人認為「因為當前憲法是被美國逼迫的」。主張「不該修憲」的16%當中，53%的人認為「應該保護放棄戰爭的第九條」，36%的人認為「雖有一些問題但不至於加以修改」，7%的人認為「當前的憲法才是好憲法」。

至於「憲法第九條」，認為「有必要修改「的有33%，認為「沒必要」的有30%，認為「不好說」的32%。6年前，它們分別是28%、41%、26%。看看理由，贊成者中的47%認為「應該明確寫下日本能夠擁有自衛力」，反對者中的66%認為「因為第九條是作為和平憲法最重要的條文。」

從數據及其變動趨勢中可以做出這樣的總結：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為當前憲法難以適應新的時代，不過，維護「和平憲法」的觀念仍有很深的基礎。另外，大量「不好說」的回答不意味着他們沒答案，而是反映出日本人至今看待「那場戰爭」的心態依舊複雜。

從修憲問題可以看出，一個事件背後往往存在着不同的考量和博弈，而政客主張和百姓民意也可能從不同角度出發，儘管最終的結果可能指向相同的方向。但是，不少中國人用「右傾化」解釋在日本政府和社會發生的每一件讓自己「不高興」的事情，背後隱含的邏輯則是日本倒向「右翼」即「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復活」——日本人將重新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

在不少中國人看來，安倍晉三推動修憲是針對中國。每一次我給日本朋友介紹中國輿論關於「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討論，不管是修憲派還是護憲派，都感到驚訝與不可思議。

這要從日本普通民眾與國家的關係層面上來理解。記得在日本上小學、中學期間，有些師生望着國旗「國歌齊唱」的時候，都會覺得很尷尬，甚至難受。在不少日本國民看來，國旗和國歌是當年軍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象徵，不僅給他國人民造成了傷害，還迫使日本陷入崩潰。由於這段歷史，媒體、學者、百姓心裡始終存有疑問：國家政府憑什麼不會犯錯誤呢？「國」字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我認為，日本修憲派實現他們自身政治目標的最大阻力不是來自中國、韓國的外交壓力，恰是來自日本國內對「國家主義」的厭煩和警惕。

現在，二戰結束已近70年，戰後的日本拿着「和平憲法」，在美國「核保護傘」之下走了一條「重經濟、輕安保」的吉田茂路線(Yoshida Doctrine)。日本社會迄今依然走在這條路上，卻顯出疲態。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失落的二十年」和中國崛起的大時代背景令日本人感到擔憂：「我們這樣下去，經濟方面影響力下降，政治方面無法行使話語權，會不會被孤立，被邊緣化，最終變成全球化時代的孤兒呢？」

在此背景下，二度執政的安倍晉三主張「Japan is back」（日本歸來），通過修憲謀求日本成為獨立自主的，既有真正主權，又有強大自尊的國家。這一思路迎合了遭遇着政局不穩定、經濟不景氣、社會無力感之多重壓力的日本國民的心理。這在一些中國人眼裡是日本「右傾化」的表現，但在我眼裡，即使修憲派真的越過了修改憲法的道道門檻，日本對於「和平主義」的持續性追求仍根深蒂固。

我們都是平常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心、愛國心和自尊心，觀察他國事務時常常發生以偏概全。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彼此的理解也難以避免這種情況。我想，關於日本「右翼」或「右傾化」的討論也算一個例子吧。


加藤嘉一 (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