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實質薪資已倒退回十六年前的水準，低薪化已成為台灣的國恥！近來，馬政府看似稍有意願正視此一問題，開始努力逼迫廠商加薪。然而，若不能先了解低薪現象的根源並提出對策，只會靠脅迫廠商加薪，這只是凸顯了政府的無能與迴避責任。
何以台灣的實質薪資停滯、無法反映生產力的提升？何以勞動者無法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何以台灣的問題較他國嚴重許多？
首先是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影響。全球運輸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資本得以更快速移動，資本家由於具有移動優勢，當然掌握比移動不易的勞動者更多優勢。本就沒有分配利益權利的勞動者，當然只能處於更弱勢的地位。台灣企業外移問題較他國尤為嚴重，海外生產的比重已超過一半且屢創新高，這種「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模式，雖帶來亮麗的經濟成長數字，卻是使實質薪資停滯不長的主因之一。
其次，台灣多年來在經濟成長重於一切，又信奉出口為經濟成長主要驅動力的信念下，政府向來不遺餘力為廠商創造低成本的環境，包含引進外勞、補貼雇用、各種租稅優惠等。在這種信念下，提升薪資所造成的企業成本增加自然就不會是政府樂意為之的。最明顯的就是基本工資的調動緩慢，遠不及於勞動生產力的成長。政府總認為：低工資是產業結構問題，待產業結構改善，廠商獲利提高，工資自然會上升。然而，多年以來，低成本環境已做到極致，出口仍然衰蔽不振，產業結構依然無法升級，廠商利潤日薄，還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青年貧窮、勞資對立日益明顯的惡果。
再者，是產業結構特性的影響。台灣的主要產業目前幾乎都已不具備完整的產業鏈，都是藉由國際分工在產業鏈中的某些片段集中、大量生產。這種追求規模量產的生產模式對於景氣榮枯最為敏感，最容易暴露於景氣波動風險中。也因此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廠商最不願意提高經常性薪資，因為擔心無法因應將來可能的景氣衰退，寧可在景氣好時以年終獎金、紅利等非經常性薪資來回饋員工，導致經常性薪資難以成長。
最後，政府政策失當也是間接導致低薪化的原因。例如過去政府為了鼓勵企業保留盈餘以便未來投資，對於未分配盈餘採取低稅負政策。企業的保留盈餘越多，當然對於薪資發放有所影響。若企業果能因此增加實質投資，則對於就業需求與薪資或有促進之效。但由台灣過去六年中有四年的投資是負成長的事實來看，政府鼓勵企業保留盈餘只是徒然降低了勞動者的薪資所得。
更有甚者，在金融市場化日益徹底後，規模甚大的未分配盈餘得以讓企業在金融市場上操作謀利，例如房地產市場的狂飆與人民幣金融商品的盛行，對於滿手是錢的企業都具備了極大的吸引力，而這正是台灣近來實質投資不斷衰退的主因。這些金融市場操作的好處當然只會落於股東之手，進一步惡化了貧富差距。
若要打破低薪現象以消弭「國恥」，唯有嚴肅面對上述問題，才能真正尋求解決之道，端看馬政府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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