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York Times
就像那些好萊塢浪漫喜劇里男女初次見面的迷人一幕，只不過少了“浪漫”那部分，我遇見了布萊恩。布萊恩在紐約做編劇，幾年前我們通過工作結識，隨後便各自帶着妻子一起吃了晚飯，我倆可以說是一見如故。
我們發現彼此都喜歡鮑勃·迪倫(Bob Dylan)的專輯《Blonde on Blonde》里的同樣幾首歌，電影《唐人街》(Chinatown)中的同樣幾句台詞。就在綠咖喱蝦上桌時，我們剛要結束一個話題，我們的妻子趕緊插話：“嗨，你們倆要不要先喘口氣再接着聊？”
麗莎·德里安東尼說，用一種極為有效的辦法尋找志趣相投的人來滿足不同的需求，比起精疲力盡地找新朋友，更容易填補生活中的空虛。
晚餐後布萊恩夫婦同我們告別，搭二號線回去了。目送着他們離開，一個念頭閃過，我想如果我和布萊恩是在大學裡相遇，說不定在我的婚禮上他就是我的伴郎。
這是四年前的事。之後我們還見過四回。我們是“朋友”，但又不是那麼親密的朋友。我們不斷試着衝過兩人關係的瓶頸期，但無奈各自都被生活瑣事纏身。
我和布萊恩的故事並非罕見。在你三四十歲時，許多新結識的人進入你的生活，有在工作時認識的，有在孩子們演出活動上認識的，當然，還有Facebook。但是真正親密的朋友——那類你在大學裡交的朋友，那類你身處危機時會打電話求助的朋友——卻越來越少。
當人們步入中年，年輕時那種探索式的生活、每天如同約會一般的日子便漸漸遠去。緊追而來的是各類日程，生活的重點改變，人們對朋友變得越來越挑剔。
不過，不管你交多少朋友，一絲宿命感都會滲入心中：能交上永遠的好朋友的時期，就像十幾歲或者二十齣頭交朋友那會兒，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能交到的大都是“社交性”朋友，也就是“算是朋友”的那種。
交友的三個條件
然而人們時常只有當遇到人生中一個重大事件時，例如搬遷、離婚，才意識到自己忽略了重新儲備朋友。
麗莎·德里安東尼(Lisa Degliantoni)就是一例。這位芝加哥教育基金經理從紐約搬到埃文斯頓不久，幾個月前她要為自己的39歲生日辦個派對。她發現自己在Facebook上有857個朋友，在推特上有509個朋友，但還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派對邀請名單填滿。她說：“我回想自己人生中交到朋友的各個階段，大部分的朋友絕對還是在上高中和干第一份工作時交到的。”
四十多歲離婚後，居住在華盛頓州貝爾維尤的心理醫生羅伯特·格洛弗(Robert Glover)意識到自己多年來把生活重心放在事業和家庭上，朋友的名單已悄然萎縮。“突然，隨着你的妻子退出你的生活版圖，你發現自己很孤獨，”56歲的格洛弗醫生感嘆道：“我寧可報班去學薩爾薩舞培訓。我不會搭訕女人，我寧可跟男人們打招呼，‘嘿，我們去喝一杯吧。’”
通過對同齡群體的研究，加州斯坦福長壽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學教授羅拉·卡斯坦森(Laura L. Carstensen)發現人們進入中年後會減少交結新朋友，但與已有的朋友聯繫會更緊密。
她解讀說，這基本上是因為人們心裡好比有一個鬧鐘，每到人生重要關頭，例如人到三十，就會鈴鈴作響。它提醒人們時間正在消逝，所以是時候結束探索，專註在眼前了。她說：“你傾向於關注在感情上對自己最為重要的事上，於是對去雞尾酒會失去了興趣，而更願意在家陪孩子。”
當外部環境改變時，要滿足以下三個交友條件便更困難了：相似性；重複的未經事先計劃的交流；讓人感到放鬆吐露心聲的情境。格林斯博羅的北卡大學社會學與老年學教授麗貝卡·G·亞當斯(Rebecca G. Adams)解釋說，自195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一直認為這三個條件對交到摯友至關重要，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在大學時代交到一生摯友的原因。
職場上，因為人事變動，相似性很難保持。去年NBC連續劇《Up All Night》的編劇艾麗卡·瑞雯諾嘉(Erica Rivinoja)在做試播集時和一起共事的詹妮佛走得很近。她們很快就熟知對方的健身計劃和食物喜好。詹妮佛能知道瑞雯諾嘉什麼時候需要來點咖啡因的刺激，無須開口她便會送上一杯冰茶。
“但是試播集一做完，缺少了朝夕相處的環境便很難保持親密感。”35歲的瑞雯諾嘉說。她們仍偶爾抽時間去喝杯金湯力，但“沒了那種從下午一直到傍晚在沙灘上漫步，接下來再去酒吧喝一杯的感覺”。
職場上競爭激烈，人們因此學會了隱藏自己的脆弱面和癖好，亞當斯說道。工作中的友誼時常讓人有種交易感；很難分辨什麼時候社交結束，真正的友誼開始。
職業背景和收入的不同也讓情況變得複雜。“當你的朋友比你掙得多得多，或是少得多，真會讓人尷尬。”阿黛恩·達克沃什(Adriane Duckworth)說。她曾經是名市場營銷經理，現在在安大略的漢密爾頓進行藝術創作。最近她邀請了一對很有前途的夫婦進入她的朋友圈，但是他們的拜金很快就讓人感到厭煩。
“在我們的婚禮上，其他坐在他們邊上的朋友事後跟我們抱怨說這對夫妻向每個人打聽他們的收入。”32歲的達克沃什說。“掙得少的人感到這種討論讓他們不舒服，掙得差不多一樣或者更多的人覺得這樣肆無忌憚的討論讓人尷尬。”
一旦人們結對交際，挑戰愈多。夫妻一同交友“如同為兩人做媒”，波士頓的記者凱拉·貝斯金(Kara Baskin)說。“你不僅會擔心她是否喜歡你，還會擔心她丈夫是否也對你有好感，接下來還會擔心你的丈夫是否喜歡她和她丈夫。”
不久前她邀請了丈夫的新工作夥伴和他妻子到家中做客。但對方的妻子顯然對貝斯金裝飾了一半的家（他們剛搬進去）和拼湊的意麵晚餐不大感冒。“基本上很明顯，他的妻子是被丈夫勸着才一同來的。”33歲的貝斯金說：“她坐到我們廚房裡有些搖晃的宜家餐椅上，就好像下煤礦一樣小心緊張。”
甜點後，這對夫妻匆匆離開。第二天上班時，對方借口說前晚他妻子累了。“但不消說，我們不會再同他們夫妻倆一起聚會。”貝斯金說。
孩子的加入把事情攪得更複雜。突然你被一群同為家長的朋友包圍──但這種關係上的紐帶纖細至極，如同喜劇演員路易斯·C·K(Louis C. K.)在一個段子里講的：“我成天和人混在一起，很受歡迎，但其實我並不想和你們呆在一起，我可沒有選擇你，是我們的孩子們選擇了對方，而且毫無選擇標準可言。不過，他們才那麼點大。”
即使家長間發展出了友誼，那樣的友誼也是轉瞬即逝的──取決於孩子們的心血來潮。
加州丹維爾的活動策劃師卡萊爾·萊昂斯(Caryl Lyons)和她的丈夫與另一對父母交上了朋友，當時他們的孩子還是好朋友，但當孩子們來往漸少時，他們的友誼也遇到了障礙。當家裡辦燒烤時，兒子會說“我能不能叫其他的朋友來？”——44歲的萊昂斯說。
人們愈發對友誼產生出宿命論的看法
外部因素不只是唯一的交友障礙。過了30歲，人們經歷了交友心態的內心轉變，自我發現讓位於自知之明，因此對擇友更加挑剔，瑪拉·保羅(Marla Paul)說。她是2004年《友誼危機：當你不再是孩子時如何尋找、交往和保持友誼》(《The Friendship Crisis: Finding, Making, and Keeping Friends When You’re Not a Kid Anymore》)一書的作者。“年輕時我們願意和任何人喝杯瑪格麗特，現在標準提高了。”她說。
控制欲強的、吹毛求疵的、極端自我的──這些人會被淘汰。
居住在倫敦的32歲的戰略顧問瑟賽耶·普萊姆(Thayer Prime)甚至開發了一套幽默的百分制度量表（100分就是“一生的摯友”）。按這套度量表，新朋友候選人一旦表現出討厭和不忠，她就開始扣分。十有八九，她的新朋友得分在30分到60分間，或者僅比“認識”好那麼一點點。
“你遇見某個很不錯的人，但如果打電話她們不回，評分就降到90，如果他們有兩次不回電話，分數就成了50。”她說：“如果她們在認識的第一個月里遲到，再扣10 分。”（但人們如果表現好，也會給予加分，她補充說。）
過往的經歷讓人們愈發對友誼產生出宿命論的看法。
“當你年輕時，你會更嚴肅地去定義什麼樣的人是你的朋友。”我寫劇本的朋友布萊恩說。「他的全名布萊恩·科普曼(Brian Koppelman)，是2010年電影《孤獨的人》(Solitary Man)的編劇和聯合導演。邁克爾·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劇中飾演一個想與朋友和家庭重建關係的中年男人。」
“我對友誼的看法以前是通過《教父》(The Godfather)和《小餐館》(Diner)兩部片子建立起來的。”他說：“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兄弟，如果不能絕對忠誠，那就絕交。當你年長時，這種交友模式變得不現實起來。”
但到那一刻，你已經經歷了許多疲憊不堪甚至失敗的交往。你決定擔起責任，好好經營工作、家庭和已有的朋友關係，所以你對新朋友保持警覺，不再容易敞開心扉。“你更了解人的缺點，同時對自己讓人失望的一面也看得更清楚。”46歲的科普曼說。
“我沒有改變過心目中真正朋友的標準。”他總結說：“只不過我更隨便地使用‘朋友’這個詞。但交真正的朋友，兄弟般的那種現在更難了。”
有些人，就像前文提到的基金經理德麗安東尼採取直接降低期望值的辦法。她說：“我用一種極為有效的辦法尋找志趣相投的人來滿足不同的需求。我有酒友、書友、育兒友、幾個一起打籃球的朋友、一個鄰居兼朋友，還有一起健身的朋友。”
“比起精疲力盡地找新朋友，這樣更容易填補生活中的空虛。”她補充說。
或者，人們受了挫折，把內心的鬧鐘撥到20多歲時社交不帶喘氣的狀態。
電台主管大衛·凱夫尼(Dave Cervini)在30多歲時搬到紐約，當時寂寞到在中央公園裡溜貓，希望能跟人攀談。可投向他的只有好奇的眼神，什麼也沒有發生。接下來他決定創辦“紐約社交網”(New York Social Network)，一個通過洋基隊比賽和品酒會幫助人們交友的活動組織。現在這個公司已經發展了2000名會員，大多數人都是30多歲。凱夫尼把其中的200人界定為自己的好友。
他說：“人們需要勇氣去邁出第一步，希望我通過自己的經歷能讓這件事變得容易一點。”
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最近我打電話給布萊恩。我們自嘲各自忙得都找不到時間聚一聚，然後約定下次共進晚餐。
不過，等我們真的坐下來吃那頓飯，三個月又過去了。
就像那些好萊塢浪漫喜劇里男女初次見面的迷人一幕，只不過少了“浪漫”那部分，我遇見了布萊恩。布萊恩在紐約做編劇，幾年前我們通過工作結識，隨後便各自帶着妻子一起吃了晚飯，我倆可以說是一見如故。
我們發現彼此都喜歡鮑勃·迪倫(Bob Dylan)的專輯《Blonde on Blonde》里的同樣幾首歌，電影《唐人街》(Chinatown)中的同樣幾句台詞。就在綠咖喱蝦上桌時，我們剛要結束一個話題，我們的妻子趕緊插話：“嗨，你們倆要不要先喘口氣再接着聊？”
麗莎·德里安東尼說，用一種極為有效的辦法尋找志趣相投的人來滿足不同的需求，比起精疲力盡地找新朋友，更容易填補生活中的空虛。
晚餐後布萊恩夫婦同我們告別，搭二號線回去了。目送着他們離開，一個念頭閃過，我想如果我和布萊恩是在大學裡相遇，說不定在我的婚禮上他就是我的伴郎。
這是四年前的事。之後我們還見過四回。我們是“朋友”，但又不是那麼親密的朋友。我們不斷試着衝過兩人關係的瓶頸期，但無奈各自都被生活瑣事纏身。
我和布萊恩的故事並非罕見。在你三四十歲時，許多新結識的人進入你的生活，有在工作時認識的，有在孩子們演出活動上認識的，當然，還有Facebook。但是真正親密的朋友——那類你在大學裡交的朋友，那類你身處危機時會打電話求助的朋友——卻越來越少。
當人們步入中年，年輕時那種探索式的生活、每天如同約會一般的日子便漸漸遠去。緊追而來的是各類日程，生活的重點改變，人們對朋友變得越來越挑剔。
不過，不管你交多少朋友，一絲宿命感都會滲入心中：能交上永遠的好朋友的時期，就像十幾歲或者二十齣頭交朋友那會兒，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能交到的大都是“社交性”朋友，也就是“算是朋友”的那種。
交友的三個條件
然而人們時常只有當遇到人生中一個重大事件時，例如搬遷、離婚，才意識到自己忽略了重新儲備朋友。
麗莎·德里安東尼(Lisa Degliantoni)就是一例。這位芝加哥教育基金經理從紐約搬到埃文斯頓不久，幾個月前她要為自己的39歲生日辦個派對。她發現自己在Facebook上有857個朋友，在推特上有509個朋友，但還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派對邀請名單填滿。她說：“我回想自己人生中交到朋友的各個階段，大部分的朋友絕對還是在上高中和干第一份工作時交到的。”
四十多歲離婚後，居住在華盛頓州貝爾維尤的心理醫生羅伯特·格洛弗(Robert Glover)意識到自己多年來把生活重心放在事業和家庭上，朋友的名單已悄然萎縮。“突然，隨着你的妻子退出你的生活版圖，你發現自己很孤獨，”56歲的格洛弗醫生感嘆道：“我寧可報班去學薩爾薩舞培訓。我不會搭訕女人，我寧可跟男人們打招呼，‘嘿，我們去喝一杯吧。’”
通過對同齡群體的研究，加州斯坦福長壽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學教授羅拉·卡斯坦森(Laura L. Carstensen)發現人們進入中年後會減少交結新朋友，但與已有的朋友聯繫會更緊密。
她解讀說，這基本上是因為人們心裡好比有一個鬧鐘，每到人生重要關頭，例如人到三十，就會鈴鈴作響。它提醒人們時間正在消逝，所以是時候結束探索，專註在眼前了。她說：“你傾向於關注在感情上對自己最為重要的事上，於是對去雞尾酒會失去了興趣，而更願意在家陪孩子。”
當外部環境改變時，要滿足以下三個交友條件便更困難了：相似性；重複的未經事先計劃的交流；讓人感到放鬆吐露心聲的情境。格林斯博羅的北卡大學社會學與老年學教授麗貝卡·G·亞當斯(Rebecca G. Adams)解釋說，自195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一直認為這三個條件對交到摯友至關重要，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在大學時代交到一生摯友的原因。
職場上，因為人事變動，相似性很難保持。去年NBC連續劇《Up All Night》的編劇艾麗卡·瑞雯諾嘉(Erica Rivinoja)在做試播集時和一起共事的詹妮佛走得很近。她們很快就熟知對方的健身計劃和食物喜好。詹妮佛能知道瑞雯諾嘉什麼時候需要來點咖啡因的刺激，無須開口她便會送上一杯冰茶。
“但是試播集一做完，缺少了朝夕相處的環境便很難保持親密感。”35歲的瑞雯諾嘉說。她們仍偶爾抽時間去喝杯金湯力，但“沒了那種從下午一直到傍晚在沙灘上漫步，接下來再去酒吧喝一杯的感覺”。
職場上競爭激烈，人們因此學會了隱藏自己的脆弱面和癖好，亞當斯說道。工作中的友誼時常讓人有種交易感；很難分辨什麼時候社交結束，真正的友誼開始。
職業背景和收入的不同也讓情況變得複雜。“當你的朋友比你掙得多得多，或是少得多，真會讓人尷尬。”阿黛恩·達克沃什(Adriane Duckworth)說。她曾經是名市場營銷經理，現在在安大略的漢密爾頓進行藝術創作。最近她邀請了一對很有前途的夫婦進入她的朋友圈，但是他們的拜金很快就讓人感到厭煩。
“在我們的婚禮上，其他坐在他們邊上的朋友事後跟我們抱怨說這對夫妻向每個人打聽他們的收入。”32歲的達克沃什說。“掙得少的人感到這種討論讓他們不舒服，掙得差不多一樣或者更多的人覺得這樣肆無忌憚的討論讓人尷尬。”
一旦人們結對交際，挑戰愈多。夫妻一同交友“如同為兩人做媒”，波士頓的記者凱拉·貝斯金(Kara Baskin)說。“你不僅會擔心她是否喜歡你，還會擔心她丈夫是否也對你有好感，接下來還會擔心你的丈夫是否喜歡她和她丈夫。”
不久前她邀請了丈夫的新工作夥伴和他妻子到家中做客。但對方的妻子顯然對貝斯金裝飾了一半的家（他們剛搬進去）和拼湊的意麵晚餐不大感冒。“基本上很明顯，他的妻子是被丈夫勸着才一同來的。”33歲的貝斯金說：“她坐到我們廚房裡有些搖晃的宜家餐椅上，就好像下煤礦一樣小心緊張。”
甜點後，這對夫妻匆匆離開。第二天上班時，對方借口說前晚他妻子累了。“但不消說，我們不會再同他們夫妻倆一起聚會。”貝斯金說。
孩子的加入把事情攪得更複雜。突然你被一群同為家長的朋友包圍──但這種關係上的紐帶纖細至極，如同喜劇演員路易斯·C·K(Louis C. K.)在一個段子里講的：“我成天和人混在一起，很受歡迎，但其實我並不想和你們呆在一起，我可沒有選擇你，是我們的孩子們選擇了對方，而且毫無選擇標準可言。不過，他們才那麼點大。”
即使家長間發展出了友誼，那樣的友誼也是轉瞬即逝的──取決於孩子們的心血來潮。
加州丹維爾的活動策劃師卡萊爾·萊昂斯(Caryl Lyons)和她的丈夫與另一對父母交上了朋友，當時他們的孩子還是好朋友，但當孩子們來往漸少時，他們的友誼也遇到了障礙。當家裡辦燒烤時，兒子會說“我能不能叫其他的朋友來？”——44歲的萊昂斯說。
人們愈發對友誼產生出宿命論的看法
外部因素不只是唯一的交友障礙。過了30歲，人們經歷了交友心態的內心轉變，自我發現讓位於自知之明，因此對擇友更加挑剔，瑪拉·保羅(Marla Paul)說。她是2004年《友誼危機：當你不再是孩子時如何尋找、交往和保持友誼》(《The Friendship Crisis: Finding, Making, and Keeping Friends When You’re Not a Kid Anymore》)一書的作者。“年輕時我們願意和任何人喝杯瑪格麗特，現在標準提高了。”她說。
控制欲強的、吹毛求疵的、極端自我的──這些人會被淘汰。
居住在倫敦的32歲的戰略顧問瑟賽耶·普萊姆(Thayer Prime)甚至開發了一套幽默的百分制度量表（100分就是“一生的摯友”）。按這套度量表，新朋友候選人一旦表現出討厭和不忠，她就開始扣分。十有八九，她的新朋友得分在30分到60分間，或者僅比“認識”好那麼一點點。
“你遇見某個很不錯的人，但如果打電話她們不回，評分就降到90，如果他們有兩次不回電話，分數就成了50。”她說：“如果她們在認識的第一個月里遲到，再扣10 分。”（但人們如果表現好，也會給予加分，她補充說。）
過往的經歷讓人們愈發對友誼產生出宿命論的看法。
“當你年輕時，你會更嚴肅地去定義什麼樣的人是你的朋友。”我寫劇本的朋友布萊恩說。「他的全名布萊恩·科普曼(Brian Koppelman)，是2010年電影《孤獨的人》(Solitary Man)的編劇和聯合導演。邁克爾·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劇中飾演一個想與朋友和家庭重建關係的中年男人。」
“我對友誼的看法以前是通過《教父》(The Godfather)和《小餐館》(Diner)兩部片子建立起來的。”他說：“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兄弟，如果不能絕對忠誠，那就絕交。當你年長時，這種交友模式變得不現實起來。”
但到那一刻，你已經經歷了許多疲憊不堪甚至失敗的交往。你決定擔起責任，好好經營工作、家庭和已有的朋友關係，所以你對新朋友保持警覺，不再容易敞開心扉。“你更了解人的缺點，同時對自己讓人失望的一面也看得更清楚。”46歲的科普曼說。
“我沒有改變過心目中真正朋友的標準。”他總結說：“只不過我更隨便地使用‘朋友’這個詞。但交真正的朋友，兄弟般的那種現在更難了。”
有些人，就像前文提到的基金經理德麗安東尼採取直接降低期望值的辦法。她說：“我用一種極為有效的辦法尋找志趣相投的人來滿足不同的需求。我有酒友、書友、育兒友、幾個一起打籃球的朋友、一個鄰居兼朋友，還有一起健身的朋友。”
“比起精疲力盡地找新朋友，這樣更容易填補生活中的空虛。”她補充說。
或者，人們受了挫折，把內心的鬧鐘撥到20多歲時社交不帶喘氣的狀態。
電台主管大衛·凱夫尼(Dave Cervini)在30多歲時搬到紐約，當時寂寞到在中央公園裡溜貓，希望能跟人攀談。可投向他的只有好奇的眼神，什麼也沒有發生。接下來他決定創辦“紐約社交網”(New York Social Network)，一個通過洋基隊比賽和品酒會幫助人們交友的活動組織。現在這個公司已經發展了2000名會員，大多數人都是30多歲。凱夫尼把其中的200人界定為自己的好友。
他說：“人們需要勇氣去邁出第一步，希望我通過自己的經歷能讓這件事變得容易一點。”
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最近我打電話給布萊恩。我們自嘲各自忙得都找不到時間聚一聚，然後約定下次共進晚餐。
不過，等我們真的坐下來吃那頓飯，三個月又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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