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調高消費稅的啟示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賭上政治生命」推動調高消費稅，終於日前在上議院（參議院）成功闖關，以188票贊成、49票反對的高支持度通過；相同的法案，6月下旬已經在下議院（眾議院）以96票反對、363票贊成獲得通過。日本的財政改革終於踏出最困難的第一步，也為多年來氣氛低迷的日本政壇打了一劑強心針。

通過增稅法案後，日本將在2014年會計年度開始的4月，將消費稅率從目前的5％調升至8％，2015年再調高至10％。日本政府估算，消費稅率倍增之後，每年將新增1,700億美元的稅收，可以用來償還政府債務，以及因應老人化所暴增的社會福利支出、醫療支出、幼兒補助計畫。

日本的消費稅（增值稅、或加值型營業稅）目前為5％，與台灣同屬亞洲國家最低水準，遠低於中國大陸的17％、南韓的10％、泰國與新加坡的7％。而歐盟國家消費稅率普遍逼近20％，發生債務危機的希臘、愛爾蘭等國，更因為償債需要而將消費稅率調高至23％。

日本政府債台高築，是所有先進國家當中負債比率最高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IMF）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早已頻繁發出警訊。OECD更預測日本政府財政赤字明年將會升高至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23％，「已經瀕臨破表」（Uncharted territory），要求日本政府趕緊採取有效的政策扭轉頹勢。信評機構 Fitch在今年5月調降日本政府的信用等級，穆迪則早在去年8月調降日本政府評等至Aa3，史坦普評等更在去年元月就將日本政府債信調降至AA-。

事實上，日本政府財政結構比希臘、西班牙、義大利還要惡劣。日本所以至今尚未出現債務危機，唯一的憑藉就是這些負債都是國內債務，不會遭到外資或是對沖基金的襲擊。但是，由於日本長期採用赤字預算，根據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辦公室的估算，即使是消費稅倍增之後，一直要到2020年才可能達到預算平衡，整體財政結構持續惡化的趨勢，並無法一夕之間扭轉。

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亞洲國家，過去30年受惠於貿易出超、國際收支淨流入的挹注，掩蓋了政府財政惡化的危機，更導致了政府財政僵化，猶如中風病人一般動彈不得。

今天歐洲雖然爆發所謂的主權債務危機，實際上歐洲政府的債務結構，遠比日本、甚至台灣在內的亞洲政府要健全，而且具有快速調整的彈性。就以爆發債務危機的義大利為例，在前年規劃的撙節方案下，義大利在2013年就可以達到預算盈餘。而義大利從1992年一直到2007年，連續15年都達成預算盈餘，而且15年平均預算盈餘為GDP的2.8％。現任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從1990年起出任義大利財政部長前後長達10年，對於平衡預算的堅持從不妥協，並且每年都採取重要的措施，包括與工會談判退休條件、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裁撤政府冗員等，致力維持政府財政的高度彈性。

至於日本，去年9月才接任首相的野田佳彥，砸下終結政治生命的賭注，終於完成了調高消費稅的重大政策。他付出的代價甚高，包括執政黨內最大派系小澤帶著五十位議員脫黨，以及必須與自由民主黨與公明黨兩個最大的反對黨妥協，答應在近期全面改選國會，使得野田可能因此丟掉就任不到一年的總理職位。

我國政府的債務負擔日益沉重，馬英九總統前一任期，歷經劉兆玄、吳敦義兩任行政院長，中央政府負債暴增1兆3千億元，今年已經突破5.1兆元，政府負債的增加幅度，猶如土石流般令人怵目驚心。雖然政府宣稱負債餘額只有GDP的37％，但是如果加計潛藏性的政府負債，實際的中央政府負債餘額高達15兆元。而且，隨著戰後嬰兒潮已經進入退休高峰期，未來十年社會福利支出暴增、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給付日益沉重、健保支出不斷膨脹等問題，都已經迫在眉睫，財政警鐘早已敲響。

前任財政部長劉憶如曾經組成「財政健全小組」，卻將焦點錯置於復徵證所稅，導致財政改革失焦。劉憶如5月間曾經提出一份減債計畫，可惜在證所稅的爭議中完全沒有被討論。而這份所謂的「減債計畫」，財政部竟然認為「大約需要10年，才能達到預算平衡」，顯示政府對於財政健全，根本還停留在虛應故事的階段。

日本野田內閣排除萬難成功推動消費稅增稅，開啟財政改革的第一步，值得我們省思。從新任財政部長張盛和、行政院長陳冲到馬英九總統，應該重拾「財政健全小組」的初衷，重新規劃具有實質意義的政府減債計畫，並且借鏡歐洲財政改革的經驗，從支出面與收入面全面檢討，完成專業且全面的擘劃，並且做好與人民溝通的工作。這是國家公務員對人民負責應有的基本態度，更是馬總統與執政團隊無法迴避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