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步履蹣跚已經不是秘密。歐洲正在危機中掙扎，這場危機的根源在於具有結構性缺陷的貨幣和經濟聯盟。美國正從金融危機和大規模去槓桿化中慢慢恢復，但仍在經歷緩慢成長、持續失業、收入分配惡化及結構性挑戰，也沒有拿出多少有效或果決的政策行動。
至於新興大國，中國改革進程陷入停頓，今秋領導人交接將釐清不少內部利益目標和權力關係。印度早已失去改革動力，正面臨經濟減速和投資人失去信心。
這些問題的不利影響相互強化，並傳向整個全球經濟。儘管人們已經知道有東西出了大問題，但對重大變化的預判卻十分缺乏。
為什麼如此多國家和地區未能拿出有效的政策措施？有人把矛頭指向「領導真空」，這是對歐洲的普遍看法。在其他地區，特別是美國，分化和醜陋的零和政治被認為是阻止潛在有為政治領袖上台的原因。
第2個解釋是：儘管我們需要果斷行動，但經濟條件的復雜性，以及對於什麼才是正確的政策應對意見分歧，意味出現重大失誤的風險很高。在此情況下，政客和決策者會覺得少做少錯。
第3個答案是，在當今環境下，政策工具根本起不了作用。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經濟去槓桿化需要時間。重塑可持續成長模式費時數年而不是數月。預期也許遠遠超越了現實基礎。但欠缺速效藥並不意味在改善復甦速度上束手無策。
既得利益也在起作用。技術進步和全球市場力量產生決定性的變化：收入向資本和所得分配前20%者集中，因此犧牲的通常是中產階級、失業者和年輕人。
此一趨勢的受益者積累足夠的政治影響力來維持現狀，凸顯受到太少關注的分配問題。
在政策不作為方面也存在結構性解釋。各地區治理制度和憲法結構各有不同，必須形成廣泛共識才能產生正式行動。
全球經濟快速變化讓很多人一下子無法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以及這對成長、穩定、所得分配和就業意味著什麼。面對如此複雜的情況，政策分歧導致沒完沒了的爭論和極少的作為，並不令人奇怪。
此外，政府中的技術官僚必須經常以民主問責制衡。技術官僚的行動自由受任期和連任程序約束，這攸關當選官員和公眾在多大程度上可對技術官僚問責。
關鍵問題在於政府、商界、金融界和學術精英不受信任。
對精英缺乏信任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壞事，但大量民調顯示，精英的信譽正快速減損，人民授權給他們以應對不確定全球經濟環境的意願低落。
缺乏信任的原因很多，包括分析失靈，亦即央行、監管者、市場參與者、信評機構和經濟學家幾乎全都沒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看到系統性風險升高，更不用說採取適當行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們懷疑精英把自身利益置於社會共同價值之上。
毫無疑問，領導人、制度、分析和政策工具不足以應對當前任務的說法，觸及真相核心。但更深層的問題是這些價值和目標的崩潰，即社會凝聚力的弱化。重塑社會凝聚力需要分析師、決策者、商界領袖和公民社會團體釐清原因、共擔錯誤責任、追求成本均攤的靈活方案，最重要的是向大眾說明這些難題無法在一夕間得到解決。
（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avid Brady是胡佛研究所副所長，2人是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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