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奏效,日股狂飆、日圓劇貶,貶破100兌1美元;相對來看,台灣首季經濟成長率(GDP)預估值不如預期,民間消費不振是主因之一。一消一長之間,甚至可能互為影響。經建會主委管中閔日前表示,台灣經濟並沒有垮掉,行政院將在兩周內提出刺激消費方案。
但問題是,經濟沒有垮掉,為何主計總處的第一季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只剩0.2%?從歷年來單季民間消費成長率來看,只有SARS、金融海嘯兩段時間低於0.2%,所幸,第一季的民間投資還有出乎預料的成長表現,否則,若以民間消費成長觀之,這種經濟表現恐怕不只是「悶」而已。
從消費理論來看,消費者倘若可以估算其長期穩定的恆常所得,那麼就比較不會以短期所得的變化改變消費;但倘若恆常所得無法估算、前景不明,那麼消費者通常消費決策會回歸量入為出,依循絕對所得多寡而決定消費支出。從歷年來的數據顯示,台灣民間消費相對於可支配所得的比率(平均民間消費傾向),在1986年至2001年網路泡沫破滅前,還屬於上升階段,但自此之後,就一直維持在67%上下,十幾年來算是相對穩定。因此,倘若如此,欲期待消費增加,最直接的方式(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想辦法增加可支配所得。
或者,用另一公式也可以呈現,民間消費成長率會等於人口、每人可支配所得及平均消費傾向等三者成長的加總,因此,倘若在平均消費傾向無法提高,且人口成長亦鈍化的情形下,似乎提升每人可支配所得,便成為增加民間消費總額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從政策上減稅、或者是發放消費券,都是想短期提升民眾可支配所得以促進消費。不過從他國或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些政策效果也非完全盡如人意。其中消費券的發放,台灣先前嘗試過,結果明顯產生消費替代性,以致額外消費效果有限。
在減稅上,美國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提出四年減稅政策,結果雖然民眾消費增加了,但對國內GDP及就業增加卻效果有限,主要的原因便在於,民眾把錢都拿去買亞洲出口的便宜貨,反而促進亞洲出口的增加及GDP的成長,也就是因為如此,歐巴馬才把政策主軸拉往製造業回流、出口倍增及促進就業。減稅還有另一個問題是,財政無法長期負擔,也因此,以政策提高每人可支配所得的方式,通常僅以短期措施為主。
財政政策無法持續,促進消費的方式就只能想辦法改變相對價格,貨幣寬鬆便是主軸,壓低利率後,產生貨幣持有成本增加,未來相對今天的消費成本上升,迫使消費者提前消費;匯率貶值後,國產品相對進口品變便宜,而誘使消費者購買國產品,增加GDP。此政策由美國先開始,現在日本跟著做,歐盟還在猶豫中。
以上分析,無非是想說明,單純的促進消費手段,不一定有效,即便有效,如果沒有貨幣面及匯率環境的搭配,結果增加消費都是舶來品,反而排擠國產品。過去,就曾有人提議讓新台幣升值,增加購買力,促進消費,這個謬誤便在於,此購買力的增加大都在於買進口品,這樣的消費增加,對台灣GDP更傷。
如今,在日圓兌換美元正式貶破100後,使得民眾消費國產品的相對意願再減,好在是日貨(消費財)降價不夠積極,否則國產品將面對更大挑戰,因此,不要再呼籲日貨降價了,接下來可能還得因應韓貨的殺價競爭呢!
總之,消費與GDP增加雖然互為因果,但以目前台灣的消費行為來看,消費的多寡,比較像是所得變動之果,因此,要讓消費增加,從提升長期所得著眼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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