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被抹去的歷史

紐約時報
比爾·凱勒

在我最愛的咖啡桌圖書中，有一本叫做《人民委員突然消失了》(The Commissar Vanishes)的怪書，這是一本照片集，裡面有一些經過修改的斯大林時期蘇聯的照片。當斯大林清洗了他一位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後，這位失去支持的黨員在官方照片中的形象就會被及時地裁掉，或用氣筆抹除。《人民委員突然消失了》一書把修改前後的照片放在一起。在前一張照片上，這名堅定的黨員還在紅場上與列寧(Lenin)一同微笑，而現在——嗖！——他竟然消失了。人與被抹去的人，歷史與被抹去的歷史。

如果從當代視角談論被抹去的歷史這一話題，我現在要帶你看看將於下個月在一間康涅狄格州法庭開庭審理的一起案件。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網絡時代的美國，出於善意甚至是人道原因，歷史有時候應該被抹去。這起案件挑戰了這一觀點。

根據康涅狄格州的一項法律，刑事案件被告可以在案件駁回後刪除官方記錄。美國大多數州都有某種形式的允許擦除犯罪記錄的法律，有時候這些法律也被稱作消除犯罪記錄法。這些法律旨在使那些案件被撤銷或指控被推翻的涉案人員能夠繼續他們的生活，而不受被捕污點的妨礙。所以，根據康涅狄格州的法律，任何犯罪記錄被擦除掉的人都“會被認為從未受到過拘捕”，而且“在宣誓時也可以這麼說”。

2010年，警察在搜查格林威治的護士洛林·馬丁(Lorraine Martin)的住所時發現了少量的大麻、秤和塑料袋，隨後便逮捕了她和她兩個已成年的兒子。當她同意參加一些毒品知識課程後，有關部門便撤銷了針對她的案件，官方的記錄也自動清除了。好像被捕一事從未發生過一樣，法律似乎為她提供了保障。

但是，馬丁發現，她在應聘一些本應容易得到的職位時總是遭到冷遇。於是，她用谷歌(Google)搜索自己的名字，然後便發現了任何一位警惕性高的僱主可能已經看到的內容：網絡新聞檔案里仍然羅列着標題為“母子因涉毒而受到指控”之類的報道。

“這就是被刻上了紅字，”她的律師馬克·舍曼(Mark Sherman)告訴我。“雖然她沒有任何因罪被捕的記錄，但還是沒人願意僱用她。”

隨後，馬丁對當地新聞機構提起集體訴訟，稱他們損害了她以及所有處境相似的人的名譽。誹謗即公開發布既有破壞性又不真實的信息。很明顯，當新聞機構首次發表她被逮捕的報道時，報道是真實的。然而，康涅狄格州的消除犯罪記錄法已經確定事實是可以被篡改的。她的起訴書說，馬丁“應該被視作從未遭到逮捕”。所以，新聞報道就變成了假新聞。

法庭訴訟要點中的有些段落，會讓你覺得律師被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的鬼魂附了身。他們會對“歷史事實”和“法律事實”的差異進行辯論。他們爭論，是否一些事在發生時是真實的，事後卻不僅會成為隱私而且會變成假的，它甚至能假到你可以發誓它從未發生過的地步，而且在法律面前，你所說的還的確屬實。摘要中有好幾頁和大量腳註都是關於如何定義“發佈”一詞的。馬丁的律師堅持認為，每當搜索引擎把舊報道呈現給一位新讀者時，就相當於把這篇報道重新發佈了一遍，也就構成了又一次誹謗。辯方的新聞機構稱這種觀點很荒謬。

原告的訴訟要點承認這起訴訟很“新穎”，而且我談過話的大部分律師都推測這個案子可能會被駁回。它似乎與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直接衝突。我好不容易在新澤西最高法院找到了一起比較相似的案例，因為法院判決認為原告的邏輯是“奧威爾式的”，此案最終被駁回。

然而，這起案件背後的悖論真實存在而且並不簡單。這起康涅狄格州的案件只是人們焦慮地抵抗網絡攻擊的一個事例。在這個擁有大數據(Big Data)和空前強大的搜索引擎的世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永久地記錄了下來，而且幾乎任何人——潛在的僱主、房東、約會對象、侵略者——都可以接觸到這些內容。在媒體自由不那麼神聖、隱私權也被保護得更好的歐洲，個人擁有“被遺忘權”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而且那些希望能擦除他們在網上的詳細信息的人往往會得到政府的支持。倘若是在德國或者西班牙，洛林·馬丁可能就會打贏這場官司。

我感覺這個觀念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似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消除犯罪記錄法。各州感到更大壓力，需要對公開記錄加以限制。（在紐約一家報紙公開當地槍支許可證持有者的姓名和地址後，奧爾巴尼的立法機關立刻對上述信息加以限制。）谷歌最新的透明度報告顯示，來自政府、法院的希望撤下可能具有損害性資料的請求驟增。編輯告訴我，他們越來越多地受到讀者的騷擾，這些讀者曾就敏感話題——裸體主義、厭食症、欺凌行為——配合記者的採訪，多年之後，他們卻發現以前的報道一再為他們帶來痛苦。（被稱為“悔恨源頭”。）

負責處理《紐約時報》讀者意見的格雷格·布羅克(Greg Brock)表示，他現在每周會收到大約四位讀者要求刪除一些內容的請求。大部分請求涉及警情通報提到的信息，儘管他也收到一些想要刪除婚禮消息的請求——這些婚姻最終以令人不快的離婚收場。他聽過的最令人悲傷的請求涉及這樣一個故事，一名幼兒錯把母親剛生育的雙胞胎當作娃娃從嬰兒床上拽出玩耍，無意中導致雙胞胎死亡。將近30年後，這名幼兒已經是一名老師。當她的學生在谷歌網站上輸入她的名字時，第一個跳出來的便是將她與雙胞胎之死聯繫在一起的新聞。

如果這還不夠悲慘的話，還有越來越多貪婪的人以你的痛苦牟利。例如，Mugshots.com收集、公布各地的逮捕記錄，並附上令人恐慌的面部照片，然後提供信息修改服務，費用為399美元（約合2457元人民幣）。

儘管我們可以理解這種逃避痛苦回憶的渴望，但《紐約時報》的政策是絕不修改歷史，因為歷史就是歷史。如果有證據證明被判無罪或案件被駁回，《紐約時報》將會更新相關新聞，完善但不是刪除報道。

一些報紙已經做出讓步，同意在一些情況下，在網絡版的文章中插入一些代碼，防止主要搜索引擎抓取這些文章。我們仍然能在報紙的數字檔案中及當地圖書館的報紙合訂本中找到這些文章，但它們不會出現在谷歌網站上。美國赫斯特國際集團(Hearst Corporation)是上述康涅狄格州誹謗案的一名被告，該公司正在試用此類程序。《紐約時報》在幾年前考慮過類似的政策，我們最後決定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謬論。但現在也許是再行討論的時間了。

一些隱私保護公司利用另一種技術。他們準備了包含客戶學業成績、慈善工作等無害信息的數據包，並對其進行“優化”，使它們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位於那些令人難堪的信息之前。

上個月，Reputation.com網站的聯合創始人歐文·特里普(Owen Tripp)在YouTube的一段視頻上宣揚“被遺忘權”。該網站通過幫助客戶管理數字資料賺錢。特里普表示，每個人都有一點成長、嘗試及犯錯的空間。

他問道，“我們怎麼讓人們有機會回到過去，去改變，去修整歷史，或者至少在那些最為私密的事情上罩一層紗？”

“這不僅僅是隱私問題，”牛津互聯網學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教授、《刪除:數字時代的遺忘功效》(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作者維克托·邁爾-舍內貝格爾(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說，“如果我們不斷地被提醒別人曾經犯過的錯，我們就無法根據他們目前的情況來評價他們。我們需要一些手段來限制歷史的無所不在。”

他表示，目前還不完全清楚這種限制到底會是什麼。他對立法持謹慎態度，但他願意看到搜索引擎公司——從信息積累中獲利最多的一方——提供某種保護名譽的工具，目前只有支付得起Reputation.com等有償服務的人才能使用這樣的工具。他指出，由於谷歌被控侵犯版權，谷歌現在每周撤下500萬條信息。我們為什麼不能期待谷歌為用戶提供一種選擇，一個簡單的程序，使有關他們的新聞報道排名靠後，或者在未來的搜索結果中省略這些報道？這是一個好問題。反正搜索算法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畢竟，也從沒人說谷歌上的信息是呈現歷史的初稿。


與《紐約時報》評論部見面。比爾·凱勒(Bill Keller)是《紐約時報》前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