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三難選擇

金融時報
張斌

經濟減速分為兩種，一種是資源基本得到了合理運用，因為發展階段的原因，經濟自發地減速。另一種是資源利用效率下降，更多的資源被閑置，經濟增長落入陷阱。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二者兼有，後者為主，此一難。

政府採取刺激政策調動閑置資源，提高經濟增速，短期內前面一難緩解。但是政府之手的效率不可能高，而且一定會提高金融杠桿率，引發未來金融市場動盪。此二難。

沒有政府之手，資源閑置和經濟減速，不可取。太多的政府之手，未來金融市場動盪，也不可取。突破以上兩難困境，只能靠依靠政府改革，讓市場的力量調動閑置資源。政府改革，少了不管用，多了短期內政治和經濟秩序紊亂。此三難。

總結過去改革的成功經驗，推進關鍵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能夠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
經濟為何減速？

這里先提出兩種假說，再結合相關證據回到對中國當前情況的解釋。

“富人的煩惱”。窮的時候有了錢，買衣服、買電器、買汽車，這些都是工業品，提高生產效率很快，經濟增長也快。富了以後，花更多的錢給孩子上學、家人健康和吃喝玩樂，這些都是服務業，提高生產效率很慢，經濟增長跟著慢下來。看那些成功趕超經濟體的經驗，經濟發展到了富人臨界點以後，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不斷提高，經濟增速回落到一個較低的水平。

“缺陷的市場”。以前的經濟運行處於相對完善的市場環境，各種資源基本得到充分利用。突然間，經濟活動被迫轉移到一個有更多壟斷的市場環境。壟斷，不僅意味著自身部門不充分使用資源，不提高產出；還提高了其他非壟斷部門的投入成本，減少其它部門的投入和產出。這種市場環境的轉移也會使得經濟增速會放慢。看那些沒有成功趕超經濟體的經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資源和稟賦條件突然惡化，而是資源持續得不到充分合理運用，失業率高企，經濟一蹶不振。

現在回到對中國當前經濟減速的解釋。先看看幾個關鍵的現象。一，從支出方看， 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凈出口下降是從需求方拉動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從生產方看，中國的經濟活動金融危機前向工業部門集中，在此之後的多年時間向服務業和建築業轉移。三，2008年金融危機是中國經濟增速的分水嶺，危機前五年是兩位數時代，危機後趨勢性下降，現在到了七上八下時代。

“富人的煩惱”假說對危機後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即便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也很有限。其一，“富人的煩惱”與金融危機和出口增速突然大幅下滑沒有顯著聯系；其二，“富人的煩惱”能夠解釋經濟活動從工業向服務業轉移，但是不能解釋為什麽以金融危機為界發生這種轉移；其三，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人均5000美元的發展水平距離富人的標準還有很大距離。中國大部分還是窮人，工業品部門生產效率繼續提高的餘地還很大。

“缺陷的市場”假說與上面幾個現象保持一致。中國的工業部門以製造業為主體，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部門。而中國的服務業里有一半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部門，比如餐飲、旅游、零售等等；也有一半是受到嚴格管制的部門，比如醫療、教育、通訊、金融等等。服務業總體而言是個市場化程度較低的部門，接近於教科書中的壟斷競爭市場。金融危機爆發和外需下降，主要打擊的是工業部門，迫使經濟資源離開高度市場化的工業部門，轉向市場化程度低的服務業部門。這種轉移更大程度地暴露了“缺陷的市場”，內生的經濟增速下降。

除了這兩個假說，對中國經濟減速還有其它一些解釋，比如“人口紅利消失”、“外需下降”。前者有些像“富人的煩惱”，發揮作用但未必關鍵，與關鍵證據難以對接；後者在邏輯上不完整，可以作為“缺陷的市場”假說中的一個環節。

金融杠桿率為何提高？

如果是“富人的煩惱”帶來的經濟下滑，政府沒必要出手，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了，增長放慢是沒辦法的事情。“缺陷的市場”則不然，資源沒能得到充分利用，政府有政策空間改變這種局面。

多數情況下，政府會採取刺激政策，擴大需求，調動更多的資源參與經濟活動，降低福利損失。刺激政策能在短期內減少就業和產出損失，代價是必須依賴更大程度的債務擴張。可以用反證法理解為什麽會這樣：如果能夠依托比市場機制更低的債務擴張帶動收入增長，市場機制本身就會發現並做到，無需政府出面。

換個角度看，在一個市場化程度更低的環境下實現資源的充分使用，必要條件是相對於較高市場化程度環境下更高的需求水平。更大的債務擴張才能帶來更高的需求水平，但是在壟斷的市場環境下，需求擴張帶來的收入增長有限，債務/收入比提高在所難免。

刺激政策工具的選擇影響著債務/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如果刺激政策有較大的正面溢出效應，刺激政策雖然提高了公共部門的債務收入比，但是會降低其他部門的債務/收入比，全社會的債務/收入比上升有限。如果刺激政策不具備較大的正面溢出效應，甚至還有顯著的擠出效應，刺激政策措施主要不僅帶來局部的債務/收入比顯著上升，也會帶來全社會的債務/收入比顯著上升。

中國的情況不樂觀。中國服務業部門的管制普遍而且嚴重，這種環境下要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非得更大程度的債務和需求擴張才能奏效。政府主導的債務擴張行政色彩太濃，正面的溢出效應難以保障。

在缺乏市場環境實質性改善的前提下，只要政府不願意閑置資源，刺激政策和債務擴張就難以避免。2009和2010年是銀行信貸和地方融資平臺擴張，監管部門擔心風險不讓做了。2012年影子銀行擴張，監管部門又開始了新的擔心。接下來，不是重新回到銀行信貸擴張，就是開闢新的領域，比如地方債。這樣乾時間長了，債務/收入比不斷放大，未來爆發金融市場動盪的概率大幅增加。

在資源閑置和金融市場動盪兩難之間，如果非要選，後者未必更差。

改革為何難？

通過政府職能改革，在更低的債務擴張下實現資源充分利用，擺脫增長陷阱與金融動盪的兩難選擇。但是改革也是一難，因為改革會帶來一定時期內政治、經濟甚至是社會動盪的概率增加。能改革成功的國家不多，少數幸運的國家也是經歷了金融市場動盪以後，才痛定思痛總結教訓，成功實現了改革。

改革的結果是一系列條件概率放在一起的結果。政治家的信念、決心、共識和能力是前提條件，方式方法也決定成敗。諸多因素放在一起，至少短期來看經過風險調整後的改革成果就未必那麽大了。

堅持不下去的改革還不如不改，結果可能會比出發點更糟糕。全面鋪開的改革風險很大，這意味著政治和經濟秩序大面積的真空期。也許過了真空期就是一片光明，但真空期就可能斷送一切。次序顛倒的改革很危險。金融開放先於國內金融市場發展葬送了不少國家的前途。抓不住重點的改革是瞎折騰，耗費了政治家的熱情和精力以後，改革中斷收場。

三難選擇只是短期利益的權衡，長期來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給定政治環境，找到恰當合理的改革方式才能謀取更大的改革收益和更小的過渡期損失。過去的成功經驗是抓住一個能做大蛋糕的行業，推進其市場化進程。這個過程政治壓力沒那麽大，收益很顯著。這些經驗在今天依然適用。看看健康行業，千萬量級的潛在就業潛力，難以估量的投資潛力，所缺的就是機制。一屆政府搞好一個關鍵部門的改革，就業壓力能極大緩解，債務擴張沒有太大必要，經濟增速就算下滑也相對有限而且沒有嚴重的資源閑置損失，三難困境大大緩解。

張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