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8/2015

轉型正義的落後國家

面對複雜的問題,最佳的解決之道,就是條理分明、化繁為簡,很快就能釐清問題、針對處理。最忌就是腦袋像糨糊,遇事大鍋炒,將原本可以清明的事態加以攪和,那麼混亂過後,必然繼續無解。之所以會造成後者的情況,若不是出於思慮無方,通常就是企圖閃避責任的政客所刻意為之。

教育部為貫徹馬英九政策,準備在八月一日實施以黑箱決策產生的大中國課綱,是經由王曉波領銜所組成的體制外非專業小組提出,由權力者交辦進入政府體制內程序,想要在任期最後時刻,以合法掩護非法,扭轉他們這一小撮人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必然的「頹勢」。

但問題是,一個甲子前,大中國課綱是經由軍事戒嚴體制,靠著槍桿子才得以遂行於教育體制,這是台灣多數成年人共同的成長經驗;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黨國之子重新掌握政權,不顧時代在變,環境也在變,自二○○八年以來,即處心積慮要逐步恢復到其父祖時代對「祖國」的夢囈。屆馬英九任期倒數時刻,先由蔣偉寧、再由吳思華,這些個人情感大於民主共識的同路人,排除民意、接棒力推,於是去年歷史公民高中老師站出來了,今年高中職學生也站出來了,馬英九卻依舊「口誤」課綱頂多只有一百多個錯誤,堅拒暫停違法課綱,吳思華甚至拒絕再做對話。

七二三深夜高中生佔領教育部事件,正是在這個發展脈絡下的產物。但是七二三之後,從黑箱課綱爭議這個事件主體衍生出至少三個新的問題,首先是教育部堅持提告學生的決定;其次是警方宣稱奉教育部與檢察官指示,即逮捕記者的民主首例;第三是警方進而限制、扣押記者的電話、相機與電腦使用的犯罪嫌疑。

這三個問題與課綱爭議一樣都必須面對嚴格的檢視,邏輯清楚的即知,這四者彼此既無扞格,也各有不同的責任對象。不存在因為亂調課綱是馬英九的錯,所以教育部與警察就可以一筆帶過,甚至從加害者搖身一變好似反而成了政策的受害者。

搞不明白這四個獨立問題的,可能不只是腦袋像糨糊,無法同步處理多層次事務,或許也同時源於國際觀的缺乏。從轉型正義進行最徹底的東德經驗中,人權與法治先進的國家早就告訴我們,即使可憎的統治手法在逝去的歲月中一度竟幾為「共識」,但是當蒙蔽解開後,全面反省與自我清洗,是非常重要的救贖過程,前者在徹查所有加害事項,透過制度加以逐項解決;後者則是人人要和加害者與加害行為劃清界線,避免加害與被害混淆不清,甚至產生維護加害的愚蠢。唯有這樣做,有朝一日,正義才得以彰顯。

台灣,是個非常典型轉型正義落後的國家,明辨是非的理性,遲遲無法在社會意見中上升到必要的比例,總是被短線私利、人際感性所傾軋;國民黨黨產能夠繼續存在,國民黨得以威權復辟,就是最明顯的證據。這種民族素質若不集體進化,就會發生政府侵害採訪自由、警察逮捕記者、檢察官限制合法者居所的違憲黑暗事件,這是近年來最嚴重的黨國反撲,其影響早就超越了單獨新聞自由的範疇,至為不祥。

以上所言的四大問題,大中國課綱要由馬英九立刻負責;教育部控告學生與記者,吳思華部長必須面對社會撻伐,慎思明辨;警察逮捕進行採訪工作中的記者並限制其通聯與工作工具,已經涉嫌觸犯刑法強制罪,警政署與台北市政府對於如何行政懲處,必須給出明確交代。這四者權責清晰,簡單明瞭,因此不必牽拖;蓄意和稀泥的做法,才是一個最爛的、最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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