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們要離開中國？

紐約時報

呂曉波：

前不久，一位長期居住在中國、娶了中國太太，有兩個孩子，並在中國有自己成功生意的英國人Mark Kitto在英文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為什麼我要離開我熱愛的中國?》的文章。 文中，這個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通說，在中國學習工作居住了前後十多年後，中國的變化——雖然物質生活大大改善，但金錢腐蝕及其他一系列問題——讓他最終決定要帶全家離開中國回英國。像他這樣熱愛中國卻要離開的洋人不止一個。

不光“永遠無法成為中國人”的老外開始考慮離開中國，就是中國人自己也紛紛開始移民海外。這個現象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據胡潤2011年對中國18個城市的千萬富豪調查， 有14%富豪目前已經移民或者正在申請中，還有46%富豪正在考慮移民。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準確，但至少它闡述了一個趨勢，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的確在美國也會常常遇到國人要麼徹底“跑路”離開中國，要麼先“兩邊下注”以防萬一。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高速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了巨大變化。城市化、 現代化使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不斷增長，除了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人均GDP去年達到5400美元（以購買力均價計算達8000美元），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第90位左右，恰好居中，至少不能算是貧困國家了。

然而與此同時，民眾缺乏安全感和可預測性的感受反而加深。應該說，在改革開放頭三十年里， 中共與社會達成的一個契約是在穩定中把中國建成小康之國，實現現代化。這個契約在三十年里保證了政權的合法性和穩定發展。 但是社會契約不是無限有效的。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提出了著名的“經濟發展-教育提高-中產階級-民主要求”的“經濟導致（民主）論”。受此理論影響，學者們結合幾次民主浪潮不斷深入探討了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關係的內在發生機制。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了。他指出，歷史經驗表明，人均3000美元（90年代初的價值）到1萬元之間是最容易發生民主化的“變遷區間”（transition zone）。在此期間，舊的體制已經無法滿足新的社會利益集團的各種要求，已有的社會契約開始失效，目前中國恰恰是進入了這個“變遷區間”。很多跡象表明，中國正走在這個路徑上。

三十年的經濟改革發展， 使不少人得益， 整體國民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時在近年來開始出現利益分化、階級分化，一方面貧富不均，一方面城市中產階級在不斷成長。原有的以國家為主導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和制度機制越來越受到各種階層和利益集團的質疑甚至挑戰。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不滿， 都認為政府對自己的照顧不夠，不滿越來越多 。這不光是草根的弱勢群體和城市中產階級，甚至既得利益集團和富人們也對現有的社會契約越來越沒有信心。 對於前者來說，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滿，而表達不滿的方式是個體和群體的上訪、抗議。對於後者來說，最大的擔憂莫過於未來的不確定性， 而表達沒信心的一個方式是用腳投票——“跑路”。

當你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時，你不會太擔憂未來，因為未來只能越來越好，當你是個家財萬貫的富人時，你就會擔憂財富的安全，對未來的走向不確定。一個社會進入“變遷區間”的最大表現就是不確定性。這個時候，很多人想離開中國就不足為奇了。

不確定性還在於中國社會中潛規則盛行，正式規則反而常被扭曲。政府部門行政的隨意性很強。改革三十多年，行政改革也進行了很多輪，但人們還是對政府沒信心，不信任。Mark Kitto在莫干山隱居，經營咖啡館和家庭旅館，同時也辦暢銷雜誌。 他說他每到三年更新經營許可時候都要提心弔膽， 不知道什麼時候地方政府就會拒絕重新發證。對於生意人來說， 這種費錢、費時、勞神甚至不穩定的投資經營環境是他們所頭疼的。前不久傳出的東北某地方政府因為完不成財稅任務，而動用公安、稅務、衛生等監管部門對小經營者施加壓力， 弄得紛紛閉門罷市。不管這是否謠言，至少反映了不少中小經營者草木皆兵的困境。其實，人情為上、腐敗、不道德的潛規則又何止是 生意人天天面臨的， 每個在中國生活的人都會面對。

令人不滿意甚至“跑路”的還有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社會環境。 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同時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一切向錢看的“唯物主義”。 這是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這裡的高速發展是以環境破壞、質量低下為代價的。富於物質，貧於精神生活， 缺乏道德觀、價值觀。

Kitto這個長期在華的老外說他懷念80年代中期的中國，那時候他頭一次到中國來，感到這個國家充滿了樂觀和對未來的企盼。的確，改革初期的中國雖然落後貧窮，但人們還沒有被物質慾望完全俘虜，道德和價值觀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蒼白虛弱。另一方面，這也是現代化過程中常見的結果：人們從對生活水準增量要求總會有一天變為增質要求。 急劇變遷中的現代化社會裡的精神生活質量和道德價值觀總會經過一個從無到有，舊的弱化，新的形成的過程。今天的中國還處於價值觀缺失的時期。

在調查為什麼中國人想移民海外時，常常提到的還有孩子的教育。 Kitto也提到了這是他考慮離開中國回英國的原因。這跟中國的教育體制有很大關係。在中國， 受教育的機會仍然是不富足的甚至是貧乏的，還有很多孩子因為經濟和體制等原因無法得到教育 。學校的質量和教育方式也使很多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前景擔憂。Kitto批評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不是學習知識，而是學習如何考試。 這雖然有些誇張，但也切中要害。高等教育雖然經過十幾年的擴招，考生每年還是要為了進大學， 拚命準備高考。大學的教學質量並沒有像學生數量那樣增高。這也是為什麼為了孩子教育很多人寧可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 甚至自己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此外，涉及生活品質的環境污染、食品質量、交通擁堵等等的現代化副產品也使很多中國人和在華居住的外國人產生離念。

當代世界本來就是一個日益融合的地球村。中國人移民海外歷史已逾百年，外國人來華定居也不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移進移出都沒有什麼奇怪。但是，當前人們要離開中國這件事折射了中國社會正發生變遷這個重要背景，便不能輕視了。

呂曉波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政治學教授、前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