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是自由主義者

紐約時報

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曾在1964年抱怨說，自由主義者的問題在於他們“愛上了死神”——他們將失敗浪漫化，認為失去整個麵包比贏得半個麵包還要高尚。自那以後這些年來，自由主義者不僅失去了很多麵包，而且還招惹了一大堆其他麻煩，其中之一便是使所有人都不願再承認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了。背上這麼一個標籤，在今天會被看作是一種輕蔑，跟同性戀社群從他們的反對者那裡剽竊“酷兒”這個說法，差不多是一回事。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來，自由主義都是美國政治生活中佔主導地位的哲學，今天卻變成了一種不敢公開宣揚的信條，除非是大半夜在MSNBC的節目上。

就在這時，埃里克·奧爾德曼(Eric Alterman)登場了，一個頑固到底的傢伙。2008年，這位專欄作家兼媒體評論家出版了一本名叫《我們為什麼是自由主義者》(Why We’re Liberals)的小冊子，清晰有力地對庫爾特(Coulter)、漢尼蒂(Hannity)們進行了反駁，在這些人眼裡，自由主義就是帶着點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社會主義和什麼都管的老媽子的傾向（為什麼要選擇呢？）。奧特爾曼在歷史學家凱文·馬特森(Kevin Mattson)協助下完成的新書《事業》(The Cause)，可謂前書的姊妹篇，講述了從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到今天的自由主義歷史。（馬特森在本書中所起的作用稍有不清；在書的致謝部分，奧特爾曼感謝他提供了“原材料”。）

奧特爾曼講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已經熟悉的了，但是考慮到保守派不遺餘力地要把自由主義的整個歷史，實際上也就是里根“革命”前的美國史，改寫成與中央規劃、福利依賴之間發生的一場漫長的風流韻事——且取得了令人心煩的成功，這種舊事重提還是有必要的。奧特爾曼下了很大功夫來糾正以往的錯誤。《事業》把筆墨集中在那些定義了自由主義的人身上，為很多問題增加了一個人性的維度，如羅斯福“新政”期間聯邦政府的急劇擴張和公眾對政府期望值的增加；戰後人們對經濟增長的信心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任期初年，自由主義里程碑式的成就；自由主義對人權和自由、機會均等及個人尊嚴等自由主義理想的其他新表述的吸納；以及197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抱負沒能和美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準則以及日漸頹靡的美國夢達成一致。

在《事業》一書中，這許多觀點都通過推論，或者作為穿插在人物速寫中的材料呈現出來。這本書與其說是講述自由主義的，毋寧說是講述自由主義者的——他們一個個坐着加長型豪華轎車款款而來。奧特爾曼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有“許多不同面孔”的運動，而他的書，偶爾也有意想把這些不同的面孔全都展現出來：有知識分子的臉，政客的臉，有抗議者和電影人、哲學家和外交官的臉。

奧特爾曼的注意力經常被認為反映的是他個人喜好，而不是對人物歷史地位的小心評價，但他的關注具有一視同仁的品質。因此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和工會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沃爾特·魯瑟(Walter Reuther)獲得了同樣多的筆墨；奧特爾曼此前有本書就是寫布魯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的，這次得到的篇幅比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和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加起來還要多。（與此同時，鮑勃·迪倫只被偶爾提了幾句。）奧特爾曼的選擇有時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可以說大膽。你不得不欽佩他，在一部通俗歷史作品中收入了像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理乍得·羅蒂(Richard Rorty)這樣的知識分子。不過在這樣一個擁擠的領域，他們——以及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相對影響也就無法做出什麼評判了。

最終出來的效果如同一幅點彩派畫作，就算你後退好幾步，瞇起眼睛看，畫面上的點仍然難以匯成一幅可辨識的圖像。伴隨着從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到理乍得·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從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加里·哈特(Gary Hart)的跳躍剪輯，奧特爾曼在反思他們同有的“事業”或理想時，停頓得太頻繁了。平心而論，自由主義的派系繁雜，再加上許多自由主義思想的模糊不清，這件事做起來是不容易的。奧特爾曼提到，特里林將自由主義描述為“一種宏觀的傾向，而不是一個明晰的學說”。與左派激進分子或保守派擁護者非常不同的是，自由主義者對那些讚賞“大膽、持續的實驗”（羅斯福的話）的教條和理論是抗拒的，換句話說，就是拒絕立足於恆久但不斷演進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對“格式塔”（一種心理學，認為學習的過程比學習的結果重要得多）作分解剖析是很困難的事。

不過，歷史學家就是干這個的，而其他一些書——近些年最值得關注的有阿蘭·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和保羅·斯塔爾(Paul Starr)的著作——可以把被《事業》描繪得模模糊糊的畫面變清晰。作者有很好的願望，但是，為什麼自由主義者可以組織起清晰的智識闡述或集體決心，不但用於執政，還在他們長時間領導我們的國家生活得期間，實現了他們宣揚的目標——或者，用一種更靠得住的說法，是在比爾·克林頓承諾“以民為重”後的這二十年——此書非但不能幫你弄明白，反而會更糊塗。

對“事業”的追求到了今天，奧特爾曼的書表現出一種復仇主義的傾向。他呼籲自由主義者“重振”羅斯福的“尚武與樂觀精神”，為此他對過去三十年里基本上所有的努力都報以不屑。無論是書名還是書中的口氣，《事業》都透露出一種認識，真正的信念的確是有的，但自那以後出產的自由主義，都是要加以鑒別（並找到缺陷）的。像加里·哈特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被斥為年輕幼稚和冷漠無情；1980代晚期的“新民主黨人”則過分受制於他們的企業捐助者。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可憐的邁克爾·杜卡基斯，不僅是總統競選的失敗者，而且被斥為“根本不是自由主義者——只是走向危殆時期的一個徵兆，顯然，美國自由主義從此陷入對堅定的政治主張的無止境追尋。”至於自林登·約翰遜後當選總統的民主黨人——克林頓、吉米·卡特和巴拉克·奧巴馬，《事業》一書嚴厲地批評說，這三個人全都屈服於“政治壓力”，做總統時比做總統候選人時要“保守得多”。

這每一個觀點，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但合在一起，就反映了對妥協的一種蔑視。奧特爾曼沒有提出其他可選擇的道路，只是將自由主義者扔在了一個似曾相識的死胡同里。很遺憾，拖累自由主義的恰恰是這種蠻橫的裁斷（保守派那邊相對應的，就是死守着里根時代的教條和宗教虔誠的魔力，把共和黨封在了某種智識的肉皮凍里）。

“工作依舊，事業繼續，”1980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本書的主人公之一、羅伯特·肯尼迪的弟弟愛德華·肯尼迪在那篇激動人心的演講中說。但是，真的想事業繼續，這前進的手段必然也是要隨之演進的，必須充分考慮到下面這些令人不快的現實：債務規模；公眾對政府及大多數公共機構的深切懷疑；法院對人權的主張和政府權力的維護表現出敵意；我們維護共同利益的決心已經微乎其微。工作，的確依舊。

JEFF SHESOL

本文作者Jeff Shesol，曾是比爾·克林頓總統的演講稿撰寫人，著有《最高權力：富蘭克林·羅斯福訴最高法院案》(Supreme ­Power: Franklin Roosevelt vs. the Supreme Court)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