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聞
少子老齡化的陰雲正逐漸籠罩著中國這個擁有13億4千萬人口的大國。計劃生育政策使勞動人口開始減少，以廉價勞動力而聞名的“世界工廠”正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未富先老的中國社會是否會因此而不穩定？逐漸“衰老”的中國會給世界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對此，《朝日新聞》採訪了向胡錦濤政權敲響警鐘的中國人口問題研究第一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人口紅利”即將消失
問: 聯合國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接近14億，達到人口頂峰，之後將開始減少。去年15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74.4%，這一數字時隔9年有所下降。這將意味著什麼呢？
蔡昉: 這說明今後中國的勞動人口將不再增加。而作為勞動人口中堅人群的15至59歲的勞動力人口總數從2013年起也將開始緩慢減少。這個年齡層的人口在2020年前可勉強維持在9億人左右，之後減少速度將加快。
問: 這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所產生的影響吧？
蔡昉: 到目前為止，少子化進程快於老齡化的增長速度。因此，必須撫養的孩子和老年人加起來的比率相比下降了。以前中國的這種人口結構是有利生產的。今後不僅僅是少子化，老齡化也將加速。以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為優勢的時代正在逐漸結束。
中國人均GDP去年剛剛超過5千美元，是日本的9分之1左右。在富足之前，中國將進入社會負擔沉重的老齡化社會，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問: 在農村應該還有很多剩餘勞動力吧？
蔡昉: 在30多年前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占人口8成的8億人口都住在農村。這些人來到城市，作為廉價勞動力工作在各個崗位。那時勞動力要多少有多少。另一方面，遇到經濟不景氣時，企業便可以輕易地解雇員工。錶面上說這些人以農業為主，並沒有被當做失業人口來計算失業率，而是作為市場用人需求的調節劑來使用。
工業化迅速發展帶來的後果便是，農村人口外出打工支撐了不斷增加的崗位需求卻致使農村勞動力不足。外來打工者較多的廣東省在2004年首次明顯出現了民工荒的問題。對農村進行調查後可知，雖然農村約有1億多剩餘勞動力，但是這其中一大部分都在40歲以上。工廠所需求的年輕勞動力已並不充足。
問: 在經濟發展放緩腳步的同時，最低工資標準正持續提高。包括內陸地區在內，很多城市都於2010年和2011年連續兩年分別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20%。為什麼要這麼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呢？
蔡昉: 農村人口現在為6億5千萬，已經減少到總人口的一半左右。如果不提高工資就難以確保勞動力。不僅是地方政府規定的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有所提高，在工廠等單位工作的藍領的工資也呈增長趨勢。
問: 工業化消耗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不漲工資就能雇傭到人手的時代已經結束，也就是說中國現在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了？
蔡昉: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未來10年間，工資仍會繼續上漲。因此，無法承受負擔的薄利多銷型企業正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遷移工廠。
光改變計劃生育政策不夠
問: 今年2月，您參加了胡錦濤帶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班子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有什麼感觸嗎？
蔡昉: 這是我第3次參加這個會議了。第一次是2003年，當時人們都十分關心如何才能增加下崗工人的就業機會。現在則是藍領階層的勞動力不足以及大學生和城市的中老年的就業難問題受到關註。雇傭矛盾正越來越復雜。
問: 為了增加勞動力，中國有可能修改計劃生育政策嗎？
蔡昉: 計劃生育使中國在短時間內轉變為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長率都很低的發達國家類型。關於實施計劃生育的原因，政府的解釋是，為了確保資源和糧食，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必須控制人口總數。正因如此，不論是從政策還是社會現狀出發，計劃生育政策有很難急劇轉變。即使發生改變也是非常緩慢的。
現在的農村和少數民族一般都生育兩個孩子。此外，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話是可以生第二胎的。我聽說目前正在探討將政策改為只要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僅是修改獨生子女政策的一部分，人口是不會增加多少的。
問: 為什麼呢？
蔡昉: 這和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及台灣是一樣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會輕易結婚，生孩子的年齡也跟著拖延下去。考慮到生完孩子之後，孩子的教育費和對自己工作的影響，很多夫婦都變得不想要那麼多孩子了。
警惕“日本教訓”
問: 如果勞動人口不增加，藉助於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力也將難以維持。老年人口增加也會加重社會保障的負擔，這樣下去中國能否繼續發展下去呢？
蔡昉: 當下之急應首先修改戶籍制度。中國將城鄉戶口區分開來，在城市工作的農民不能和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接受相同的教育和醫療，也沒有養老金等社會保障。雖然這些問題現在正在逐步改善，但要確保勞動力，必須使雙方平等。
學校所教授的內容和企業想招聘的人材也有距離，這也導致現在中國每年有600萬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難問題。在修改教育方法的同時，也必須增加能夠發揮大學畢業生所學知識的就業崗位。另外，還必須改變以往以廉價勞動力為武器、靠出口型經濟獲利，以及向公共事業投入大量資金以謀求經濟發展的做法。在這件事上中國要吸取日本的教訓。
問: 您指的日本的教訓是？
蔡昉: 日本的人口紅利是在1990年前後消失的。其後，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為了恢復之前的快速增長，而向始終難以收效的公共事業及競爭力較弱的產業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結果迎來的卻是日本“失去的20年”。如果中國失去了人口結構的優勢，經濟增長率也會自然下降。為了恢復10%的增長，而去扶助那些本應淘汰的“僵屍企業”，或強行使公共事業產生需求這種做法即使能夠實現一時的成效，也無法長久。
問: 中國經濟能避免“日本化”嗎？
蔡昉: 中國現在也受到了歐債危機的影響，雖然廣東省等地的出口企業出現倒閉情況，但依然人手不足。這可以說是一個淘汰該被淘汰的企業的機會。應該趁此機會進行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技術創新和教育投資，並向失業保險及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投入財力。當下，財政收入處於增長狀態，要調整制度也相對容易。
過剩的財政刺激政策或金融寬松政策會導致房地產泡沫膨脹。因此，中央政府將今年增長率的目標下降到7.5%，這也是告知地方政府“不要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這是為了讓更多的地方政府獲得發展，能夠分配給老百姓的東西越多，管理也就越輕松。
問: 但是，外國都很擔心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放緩將使世界經濟惡化，對此您怎麼認為？
蔡昉: 與其強行追求10%的增長讓人們擔心泡沫經濟膨脹，不如順應人口結構的變化逐步降低增長速度，實現更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這對世界經濟來說也是好事。中國經濟真正要擔心的不是目前的增長率，而是能否在沒有完全富裕起來老齡化卻不斷加劇的“未富先老”中實現持續增長，並建造一個擁有高度公平性的社會基礎。中國目前是在與時間戰鬥。
財富亟需公平分配
問: 中國在使用廉價勞動力發動出口攻勢時，被外界評論為“中國發起的通貨緊縮”。現在是“中國發起的通貨膨脹”了嗎？
蔡昉: 中國還將持續目前物價上漲3%至4%的局面。雖然在中國廉價製作衣服和鞋類的成本今後也有可能上漲，但是這也可以向企業提供將工廠轉向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機會。這樣，產業界的國際分工局面應該會有很大的改變。
對於中國來說，如果能利用這一契機提高生產率，充實社會保障的話就不是一件壞事。現在中國的問題應該說是雖然城鄉的工資差距正在縮小，可是人們感受到的卻是貧富差距正在拉大。這是由工資以外包含社會保障在內的無形收入和待遇的差距所造成的。
在中國，有些人利用特權得到土地相關的利益，所得收入並不算在徵稅範圍內，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為了能夠在降低增長率的同時使社會保持穩定，公平分配財富很重要。因此，中國有必要實行稅制改革，讓真正富有的人繳納更多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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