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
今天我們告別二○一二，一個拖泥帶水、令人煩憂的龍年。跨過今夜，我們也許無法揮別所有的愁煩，但至少必須學到如何在新的一年不再重蹈覆轍。
這一年，台灣以馬英九得票過半的勝利揭開序幕，卻隨即以其民意支持度驟降至十八趴以下苦苦撐完一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章險惡的啟示。這條直線下墜的拋物線，與其說是馬英九個人魅力的消褪，不如說是台灣自滿年代的終結：八○年代的經濟奇蹟和九○年代的民主傳奇經過多年揮霍，至此已告風光殆盡。
在二○一二年，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認識了「台灣病」。所謂「台灣病」，簡言之，是指台灣的問題已不止顯現在民主的停滯，更表現在經濟體質的耗弱，乃至社會階層及世代落差的凸顯，這是一個因果錯雜的集體症候群。這一年，朝野為了證所稅、美牛、油電價等幾個不複雜的決策在那裡混戰；殊不知，景氣連十藍、經濟從「保四退到保一」的敗退，才是民眾更大的噩夢。當朝野為兩年後乃至四年後的大選各自在那裡盤算，殊不知，台灣更殘酷的現實是經濟轉型無力、所得不進反退、年輕世代失落，俱已逼在眼前。
馬總統在第二屆任期的最初半年，就遭遇到民意如此無情地質疑和否定，對他和整體政府團隊而言都是一記當頭棒喝。作為國家元首兼執政黨主席，馬英九統領黨、政的果斷不足，除無法說服在野黨，即連自家立委和地方首長都不斷挑戰其領導權威；這不僅導致國家意志無法凝聚，也使得政府決策難以貫徹。馬總統如不改善其統御領導策略，未來三年半政府恐亦難以成事，民眾也將更無所適從。
換一個角度看，如果人們認知整個「台灣病」的來龍去脈，即可知台灣今天的問題已不能一味寄望政府或政治人物來解決。第一次政黨輪替打破了「一黨專政」的神話，第二次政黨輪替則打破了「本土化等同民主化」的神話；而馬總統第二任的提前跛腳，則說明藉由朝野競合解決國家大政的模式已不再可靠，必須要有民間更積極、多元的參與，才能打破非藍即綠的思維，找到新的出路。
亦即，「台灣病」的形成，是長期的民粹政治、意識形態鬥爭和行政怠惰等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日積月累而成的硬塊，夾纏著藍營和綠營思想和行為的「共業」，已非一黨一派能開出解方，更不是再來一次「政黨輪替」即可自癒。正因目前的癥狀極為複雜，更需要來自民間的智慧貢獻力量，來鞭策政治人物，而不止甘於充當任何政黨的馬前卒或追隨者。從兩次政黨輪替，政治的侷限已經一目了然，現在需要民眾的力量來催促它們轉化。
青年失業與迷惘的問題在今年成為注目焦點，未嘗不是一樁好事。至少，從世代剝奪和世代落差的議題，我們更清楚看到了台灣過去未見的盲點。這個問題的核心是，過去二、三十年，人們忙著清算恩怨、追究歷史，忙著解構和重組，卻忘了珍惜那些美好的事物，忘了思考要把下一代領到哪裡去。無論是「藍路線」或「綠路線」，在乎的都只是自己政黨的利益，卻不想對更大的局面提供思考或答案。
仍不明白何謂「台灣病」的人，不妨看看糾纏了日本廿多年的「日本病」。日本病的起源，原只被視為是一個過度成熟的經濟體走向「老化」的衰變，導致了日本廿年的失落。但時至今日，外界不難看到其中更深的根源，其實是來自政治的敗壞與行政的失效。過去廿年換了十五任首相，去年大地震時，日本社會的井然有秩和政府的潰不成軍形成強烈的對比；今天自民黨重返執政，不過是在收拾自己種下的殘局。這景象，是台灣絕對不可重蹈的覆轍；何況，「台灣病」的疑難雜症恐怕還重於「日本病」。
看看日本廿多年來在「日本病」中的浮沉，馬政府豈有「自我感覺良好」的空間？而看著日益沉重的「台灣病」，民進黨又有什麼瞻顧自喜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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