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國
如今宏觀經濟比較困難，不禁想翻翻歷史理理頭緒。畢竟，經濟分析是經驗科學，多少會有點啟發的。不過，中國的歷史經驗其實很少，畢竟改革開放只有30多年，嚴重的經濟低迷只有1989-1990、1998-2001兩次。當時的悲觀情緒比現在要嚴重得多，但是兩次都成功渡過難關。當然，經驗都是個案，每個個案都不同的，一兩次成功並不能說明很多問題，也不應放鬆警惕。
再找歷史經驗的話，就要放眼國外了，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一個值得迴首的案例。中國與新加坡、香港、台灣、韓國等東亞、東南亞國家在很多方面有相近之處，可借鑒之處較多。當然，四小龍是小經濟體，借鑒作用可能有限，不過有經驗總要看一看，聊勝於無吧。
關於亞洲金融危機的討論，因為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一個廣為人知的預言而更加有趣。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發表題為《神秘的亞洲奇跡》（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分析亞洲四小龍的增長因素，發現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靠的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就是高勞動參與、高儲蓄、高投資，而非技術進步。因為要素投入總有限度，而且邊際產出遞減，在這一證據基礎上，克魯格曼做出了“亞洲無奇跡”的著名論斷，並預言“亞洲奇跡”難以持續。
克魯格曼是一個雄辯的寫手，在前蘇聯剛剛解體、東歐國家剛剛發生劇變的背景下，他把亞洲四小龍與前蘇聯類比，指出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經濟增長當中都沒有技術進步，確實讓人猛然警醒。在克魯格曼的眼裡，亞洲四小龍和前蘇聯一樣是“紙老虎”，無法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地位形成威脅。把經濟增長問題至於國際競爭的語境下討論，亦增加了克魯格曼文章的影響。
克魯格曼無疑是幸運的，他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做出了這一論斷，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他聲名鵲起，被認為是“成功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人。
克魯格曼的這一預言，為觀察研究中國經濟的人津津樂道，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嚴重依賴投資，比起亞洲四小龍等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克魯格曼對亞洲四小龍的批評，對中國也毫無疑問是適用的。近年來討論中，對於投資過高的批評，也是不絕於耳。
然而，將近二十年以後，回頭再看克魯格曼的批評，值得商榷之處頗多。首先，哪一個經濟體不經歷經濟波動？美國也經歷過大蕭條，而且大約每10年就經歷一次經濟衰退，大約每三十年經歷一次大的經濟危機，但是似乎沒有人說美國的經濟增長沒有技術含量。畢竟，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是兩個問題，不能拿經濟波動現象來討論經濟增長。
其次，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這些經濟體的表現明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表1比較了2000－2010年東亞、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發現東亞國家的增長速度還是要快得多，大約有4.8％，而世界平均只有2.7％，東亞國家比世界平均快了超過2個點，比高收入OECD國家更是快了超過3個點。為了剔除美國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表1進一步比較了2000－2007年的情況，發現大致同樣的結論。熟悉經濟增長的人應該很瞭解的是，2-3個點的差別，可是非常大的。現在歐美經濟增速倘若多出兩個點，就不會有那麽多人討論債務危機了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些國家的科技進步也在提升。比如說韓國，在金融危機以後迅速恢復，十年間的平均增速達到5.16%，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上，而且韓國在電子、汽車等產業的技術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表一 數據來源：台灣數據來自經濟學家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數據庫，其他國家數據來自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數據庫
最後，倘若拉長歷史的視角，二戰以後很少有國家（地區）能夠保持長時間的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除去富於石油等自然資源的國家，亞洲四小龍是為數不多的例外。從這個角度講，四小龍是無愧於“奇跡”一詞的。
然而，我們依然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根據同樣的增長核算方法，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的份額要大很多，而亞洲四小龍卻要小很多。根據著名增長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愛德華•丹尼森等人的計算，美國的經濟增長中，大約只有八分之一歸因於資本積累，四分之一歸因於人口增加，六分之一歸因於教育水平提高，剩下的大約50％歸因於資源配置優化、規模經濟、知識積累等因素，而這些都歸入廣義的“技術進步”。
作為比較，根據另一位增長經濟專家阿倫•揚的仔細計算，亞洲四小龍的增長中技術進步的貢獻要小得多，其中香港好一些，但也只有30％，台灣和韓國分別只有28％和17％，而新加坡的技術進步的貢獻只有2％，只考慮製造業的話甚至是負數。這些人都是嚴謹的學者，他們的計算結果值得仔細揣摩。
其中新加坡的情形很有啟發性。根據阿倫•揚的計算，1970－1990二十年間，整個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只考慮製造業的話甚至為負。然而，很難相信新加坡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中沒有技術進步的貢獻。何況，新加坡的的增長速度、人均收入在亞洲四小龍中是最好的，很難相信技術進步貢獻最小的國家最後表現最好。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新加坡做的是最簡單的加工製造，為了擴大生產而買了一臺新型設備，可以大大增加生產能力。根據增長核算，這是一筆投資，是不計入技術進步的。然而，這種方法沒有考慮新型設備中包含的新技術。實際上，新技術總是要體現在新的機器設備，或者其他生產要素當中的，否則新技術如何進入生產？
上面的例子說明，傳統的增長核算可能低估了技術進步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倘若如此，依然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就是為何這種低估在亞洲四小龍比在美國要大得多？畢竟方法是一樣的，如果低估的程度是一樣的，就依然不能解釋上述差別。
其實這不難理解。發達國家處於科技的前沿，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研發，而且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提高教育投入。在此期間，物質資本逐步積累，技術逐步變化，資源配置方式也慢慢變化。而東亞國家是後發國家，主要利用、改進現有技術，在短時間內通過購買現成的設備，提升基礎設施來吸收、利用現有技術，並且和受過良好基礎教育的勞動力人口進行結合。這樣，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更多地表現在投資增長上，並不奇怪。各國發展路徑不同，表現出不同的特徵也是自然的，理應進行具體分析，而不是強求簡單雷同。
實際上，經濟分析中對於這一問題早有探討。增長核算方法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索洛模型的創立者，羅伯特•索洛本人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投資當中蘊涵著技術進步的觀點，後人也試圖在增長核算中考慮這一因素。然而，調整的結果卻遠不如人意。例如，一種主流的方法傾向於用投資價格指數修正實際投資，由於投資品價格趨於下降，這一方法進一步誇大了投資的貢獻，減小了技術進步的貢獻。
克魯格曼在貿易領域卓有建樹，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經濟學造詣毋庸置疑。然而克魯格曼對於增長核算的應用，卻值得商榷，至少在細節上值得商榷。重要的是，經濟分析往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值得反思的是，我們對於投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否有一些偏見？對於研究經濟增長的學生來說，還要進一步反思已有模型的缺陷，以及產生的誤導。
作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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