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PHILIP BOWRING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引發了外界對其金融系統健康狀況的擔憂。在長期的繁榮後，中國內地經濟與1997年到1999年的金融危機之前的亞洲國家的確有了一些相似點。不過，它們之間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這個區別可以讓中國免於金融危機，但也會讓一些根本性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泰國和印尼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其次是馬來西亞。盡管這些經濟體之間差異很大，但卻擁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讓它們從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標兵變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救助對象。
在這三個國家的例子中，對效率低下的企業的大規模過度投資都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在韓國，過度投資主要發生在制造業，當時，韓國的財團競相通過借貸擴大自己的帝國。在泰國，房地產和制造業的過度投機（制造業的情形稍好一些）是罪魁禍首。在印度尼西亞，急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因為裙帶主義的官僚體系而不堪重負。在馬來西亞，大量的資金被注入到有關系的企業。
同樣，我們今天在中國看到，制造業的過度投資正導致回報不斷下降，而且一些特權公共項目並不考慮經濟回報。至少在某些地區，將房地產作為投資工具的熱潮已經導致住房大量供應，而住房的價格又超出了普通人的購買能力。
投資泡沫永遠來自於提供現金的金融體制。在泰國的例子中，原本旨在增加資本流入的外資銀行的離岸銀行中心簡直太成功了。外國人大批湧入，急於在這個當時經濟增速世界領先的國家獲得一個立足點。超過20%的年度信貸擴張成為常態。
在銀行業自由化之後，印尼出現了數十家資本不足、監管不足的銀行，其中許多銀行為銀行所有者的家族企業提供貸款。由於本國市場停滯不前，外國的銀行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的銀行家，都在尋找新的市場，他們通過離岸實體向印尼的企業大規模放貸，因此，印尼的實際外國債務遠遠超過了官方數字。
同樣，韓國信貸過量的原因與此類似，銀行系統的自由化和部分私有化是原因之一。韓國的銀行系統之前由一小批國有實體控制。加上外資銀行向韓國銀行或者直接向過於野心勃勃的韓國財團放貸的熱情高漲，一個信貸“完美風暴”就這樣漸漸形成。
中國金融領域的自由化或許尚未達到這種程度，但也創造了一場信貸風暴。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省市級政府發揮的作用。地方政府借貸不光是為了自身建造公共工程和住房的直接目的，同時也是為了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這些平台的業務通常回報率很低。其次，迅速發展的理財產品也存在著信貸風險問題，這種資產類別的規模和質量都無法確定。銀行推出理財產品的目的是以高回報率吸引存款。
能讓中國避免危險的最大不同在於，中國是國際大債權國，而不像陷入危機的亞洲國家那樣是債務國。因此中國沒有貨幣崩潰的危險，正是因為貨幣崩潰，亞洲債務才從潛在問題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中國當局很明白其金融領域內部的潛在問題，因此不會在近期內實施承諾已久的結束資本管制的措施。
然而危機也可能有淨化作用。沒有人會將此前陷入危機的國家所感受的痛苦強加給中國。但這些國家經歷的嚴酷考驗最終帶來了有益的效果，正因如此，這三個國家在危機爆發兩年之後都開始復蘇，而且自那以來的十幾年中展現出雖然並不突出但卻十分穩定的經濟增長。
危機造成了三個後果。首先，它意味著有很大一部分外債在事實上被沖銷了。眾多公司破產，但賬單卻是由法蘭克福、東京、紐約和倫敦的股東來付的。第二，崩潰的貨幣為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提供了極具競爭力的新基礎，雖然當時正值中國加大進軍全球市場的步伐。第三，崩潰不光導致了更好的金融監管，更重要的是商界更加注重贏利能力，而不是規模和市場份額。
如果不發生亞洲式危機，中國的動作空間難免受限。中國無法輕易沖銷債務，因為大多數債務都是國內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債務人是某種形式的政府機構。它可以拆東 補西 ，但沒什麼機會讓外國貸款機構當替罪羊。
其次，如果沒有危機，與政府和執政黨關系密切的國有企業就很難進行改革，進而迫使它們和地方政府重視企業在商業上的可行性。同時貨幣崩潰的前景也不存在，而貨幣崩潰可能讓出口再次成為經濟的驅動力，並提振企業利潤。
在亞洲經濟危機中受到打擊的幾乎都是更開放的中等規模經濟體，鑒於中國的經濟規模以及與那些經濟體的其他重大差別，中國或許能夠找到其他應對類似問題的辦法。而對那些問題進行對比是個很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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