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圍繞全球經濟的辯論呈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簡單化傾向。如今有些人辯稱，僅僅因為不能肯定地證明高債務對增長有害（盡管大部分結果仍支持這一點），那麽債務就不算什麽問題。除了近來圍繞債務研究文獻的公共辯論外（我們已為此討論了自己在債務與增長關系方面的研究結果），這場辯論再次需要重新與事實聯系起來。
我們先看一則事實：在許多國家，其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正處於創紀錄高度，其中不少國家的債務比率甚至高於戰時的峰值。除此之外，人們還擔憂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帶來的或有負債，以及資金不足的老齡社保與養老金項目。就德國而言，該國還可能需要為歐元區夥伴國的債務負擔提供更多緩沖。有些人表示不必擔憂，他們指出戰後經濟飛速增長的現象。但是，今天債務問題的解決方法將不再是戰後復員對供應的提振，也不再是解除戰時管制所釋放的需求。
要明確的是，在增長已變得更為穩固之前，任何人都不應主張穩定（更別提降低）債務水平——如果仍有這種選擇的話。歐元區外圍國家最多只能有限地利用國際資本市場，而且面對高昂借貸成本，因此它們的選擇更為有限。
可是，鑒於當前的債務水平，增強型刺激措施只應得到選擇性的、審慎的採用。在需求疲軟和利率很低的局面下，如果政府能夠找到回報率高的基建項目，那麽更高的借債曲線仍屬合理。借款支持有經濟效益的基建項目，會提高長期潛在增長，最終拉低債務比率。自從危機爆發之時起，我們一貫主張這一點。
極端的凱恩斯主義者會更進一步，絲毫不顧更長期減債的需要。近月來，隨著經濟增長出現新的疲弱跡象，這一主張的聲勢越來越大。它把債務方面的謹慎置於腦後，並呼籲各國政府——借用《星際迷航》(Star Trek)中的話——“前往人類從未到達過的地方”。其基本邏輯是，低利率使借貸變成了免費午餐。
不幸的是，這些人對實際利率上升的風險過於輕描淡寫了。沒有人完全理解利率何以下降得如此多、如此快，因此也沒人敢斷定，目前的低利率水平能夠持續多長時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本人在1940年撰寫《戰爭的代價》(How to Pay for the War)，正是因為他對高額赤字（即便是為了支持像生存戰爭那樣的崇高事業）絕非漠不關心。債務是一個變動緩慢的變量，不可能（通常也不應該）過快地降下來。但利率可以變化得非常快。
沒錯，研究已發現了多個可能共同作用、導致利率劇烈下跌的因素。對於未來潛在災難性事件（比如再次發生金融崩盤）的更大擔憂，可能在壓低利率。同樣，股票與長期債券回報率的負相關（盡管應當承認是相當不穩固的），也使債券成為更理想的對沖。亞洲新興國家的央行一直是發達經濟體債務的最大主顧，而現在日本可能再次加入這一行列。但是，能夠指望同樣的因素使收益率無限期地保持在低水平嗎？
經濟學家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距離利率上升有多遠。如果有人同意，未來10年利率顯著上升是一種可能的前景，那麽，無限量、無限期增加債務的方案就應當讓人三思。
那麽，有什麽是可以做的？我們必須記住，選擇並不只是要麽深度緊縮，要麽大筆支出。古往今來，各國政府使用過多種多樣的對策。是時候再去“工具箱”好好找找了。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各國政府必須準備減記（而不是繼續吸收）債務。這一原則適用於破產金融機構的優先債、歐元區外圍國家的債務，以及美國的抵押貸款債務。尤其在歐洲，任何合理的最終解決辦法都需要從德國向外圍國家的大筆轉移。這種隱性轉移越快變成顯性，歐洲就將越快地進入穩定增長的軌道。
還有其他工具。所謂的“金融抑制”（一種主要針對儲戶的不透明的稅收）可能很快影響離你不遠的機構。其最簡單形式是，政府把債務塞進國內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銀行。歐洲已在這麽做了，而且在歷史上曾經多次這麽做。《戰爭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講的就是如何為政府債務創造“沒有自主權的受眾”。要理解我們的未來，請讀懂真實的凱恩斯，而不是生搬硬套。
在危機爆發之始，我們中的一人曾因建議適當提高通脹目標（比如，幾年內保持在4%至6%）而受到強烈的批評。然而，當一場75年罕見的危機來臨後，各國央行確實應當犧牲一定的信譽，減輕公共與私人債務負擔，加快拉低住房與不動產的實際價格。
政策組合中一定不能少了結構改革。以美國為例，鮑爾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兩黨委員會的藍圖便對簡化稅法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前途的思路。
當今正圍繞高債務的風險展開一場學術辯論。我們仍堅信此領域的主流觀點：高債務是與低增長聯系在一起的。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不應落入陷阱，得出結論認為當今的高債務不是一個問題。凱恩斯並非不在乎債務。我們為何應當忽視債務呢？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他們在carmenreinhart.com網站上寫了更多文章。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