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式教育革命

金融時報
蒂姆•哈福德

一段時間以前，我女兒的學校對家長們解釋稱，他們正在改變識字班的編排，將採用不同能力學生混編的模式。我妻子提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這一調整決定是基於什麽實證依據做出的？”結果學校方面表示完全無法理解。這種調整居然還需要證據支撐？

僅僅在幾代人之前，絕大多數醫生對基於實證的診療模式也持類似的態度。花哨的統計學步驟被認為無法與實際經驗匹敵，特別是由於每個病例都有其獨特性。隨機試驗在理論上或許可行，在實踐操作中卻不符合道德標準。而現在，醫學領域的這種懷疑主義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轉變：證據比經驗更有說服力，而充滿各種詳盡分析的線上圖書館也給個人判斷增添了底氣。

教師們在這場實證革命中自甘落後。我對教師這一職業深感同情，他們總是被事後諸葛亮的家長以及學校督查們挑剔批評。教師們也已習慣了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不斷向他們發出的苛責。

但我同意本•高達可(Ben Goldacre)的觀點，他是一位流行病學家，並受教育部委托著有關於實證式教育方法的出色論著。高達可指出，如果教育領域採納基於實證的工作方法，將有助於加強而非減弱其相對於政府的獨立性。畢竟，客觀事實很少能夠恰好符合政治領域的意識形態。在近期由英國教育機構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組織的一次晚宴上就討論了這一問題——可惜出席者中僅有一名教師。教師與政府之間的長期緊張關系被明確認定為一大障礙——但如果教師們自己抓住向實證式教學法轉型的機會，則可繞過這一絆腳石。
這並不僅僅意味著通過隨機試驗來比較不同教學方法的效果。讓我們思考一下臨床實踐中的情形，喬納森•謝潑德(Jonathan Shepherd)教授對此做過概括。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將研究、實踐與繼續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臨床醫師們在實際診療中指導實習醫生，這些臨床醫師同時還是科研人員，他們的研究計劃與臨床實踐密切相關。研究網絡將高素質的研究人員與兼具病人資源與研究構想的全科家庭醫生聯系起來。而研究成果一旦通過審核，醫生們將不斷地把他們在臨床操作中遇到的最新實證證據發表在像《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這樣的期刊上。

簡而言之，醫學領域基於實證的診療模式並不是醫生們被實證洗腦，相信臨床試驗告訴他們的任何結論，並被動地等待指示。正相反，這是一條雙向通道，一方面，臨床醫生提出一些最優秀的研究構想，另一方面，最優的操作方法在臨床醫生之間橫向傳播，而非像絕對命令那樣向下傳達。在教育領域並不存在導致這一雙向模式無法實現的基礎限制——例如在新加坡和上海就出現了“期刊俱樂部”，教師們通過這種形式討論並評價最新的研究成果。

人們很容易理解高達可為何將實證式教學稱作一種“嘉獎”。教師在提出新的研究構想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優勢，他們對於教育統計學家發現不了的細微之處有著長達多年的觀察積累。更難得的是，還有一些機構能向教師提供幫助：例如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的有效教育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Effective Education)，或者是教育捐助基金會(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後者4月迎來了成立兩周年紀念日，目前其在學校中已經進行了50項隨機試驗，並且獲得了來自教育部的1.25億英鎊撥款。

“相信我，我是一名醫生”從來都不能成為不收集實證證據的藉口。而如今，“相信我，我是一名教師”也同樣不是不去尋找實證支撐的理由。但作為老師，他們處於構建一個基於實證的教育體系的有利地位。這是教師們應當抓住的機遇。

（註：本文作者是英國廣播公司廣播四台(BBC Radio 4)《或多或少》(More or Less)節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