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邵宇
隨著雷曼兄弟和金融危機一起倒塌的不僅僅是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還有經濟學方法論和理論體系，經濟危機後必然是經濟學的危機、社會哲學的危機，甚至信仰的危機，有人一度認為新教倫理的喪失，是金融危機的最終源頭。某種程度上說，大家又重新回到了經濟學思想的黑暗時代，期待誰會帶來光和閃電。
研究者同時需要“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實際上，宏觀經濟學的缺點就是歷史太短，這使得大家爭論它究竟是歸納性質的歷史經驗，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演繹式的真正科學，但無法忽略的是它出生的時代背景。1929年危機之前是沒有所謂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引領的宏觀經濟學是對“大蕭條”的知識反應，人們希望這些知識和專業技能可以預防經濟災難的再次發生。盡管隨後的哈耶克對市場幹預主義進行了昏暗前景預測式的批判，但政府幹預一直是戰後的主流。在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加盟以後，政府的經濟調控手套箱裡又增加了貨幣數量型工具。盡管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末再度滿血復活，但世界已經完全不同了（這種不同才是關鍵），自信滿滿的央行領導們一度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和降服周期的勇士，特別是在伯南克自以為獲取經濟學“聖杯”（即解釋“大蕭條”）的方式就是印更多的鈔票以後。
理論界也感覺良好。2003年，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曾說，宏觀經濟學成功實現了它的初衷：早在幾十年前，它就從實際上解決了預防經濟衰退的中心問題。然後呢？然後就崩潰了，危機一波一波襲來，從私人債務到公共債務，再到貨幣體系。世界經濟每次崩塌，都被管理者引導在一堆越來越大的貨幣軟墊上，而越來越的貨幣又是下一次爆炸的火藥。
事實是，我們都被囚禁在傳統經濟學思想的牢籠裡，輾轉反側掙紮於哈耶克、凱恩斯、弗裡德曼圈定的思想桎梏中，不僅是研究者還有決策者都忙於為他們根據這些“迂腐學究”理論所採取的相應決策做辯護，歐洲說，讓經濟自己復蘇；中國說，四萬億沒錯；美國說，來吧，更多的QE。
更令人擔心的是，在高等學院中採用的洗腦教科書以及他們的各種中國山寨版，都力圖給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推理體系、理論的美感以及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次序感和經典感。它們不會告訴你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整個貨幣體系的變遷，以及中國的出現會帶來些什麼。一如盧卡斯所說：“我們知道如何很好運用的理論，現在變成了一種不讓我們進行思考的殘留物質。它們阻礙我們學習美國在1930年代的經驗，或是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及其真實後果，它們不讓我們好好思索1990年代的日本。用凱恩斯學說的觀點來思考那些事情，可能會令我們感到失望。在理論方面，研究者正在開發一種知識積累體系，但沒人知道如何用理論成功解釋貨幣不穩定導致的實際後果。”
而這就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家/分析師尷尬的出生環境，他們的工作就是解釋已經發生的宏觀經濟記錄，評論正在發生的重要經濟事件，預測未來的經濟數據。要做這三件事情，他們需要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可以解釋已經發生的經濟史，也就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數據，但遺憾的是這個框架目前似乎並不存在（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後），至少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找不到合適的答案。或者說，現有的分析框架只能解釋其中的一些部分，當應用到其他樣本上去的話，錯誤的概率太大，這也是宏觀經濟學們通常受到批評的原因：拿著一個不完善的工具，對過去說三道四，對現在指手畫腳，對未來大放厥詞。他們會在三次衰退中成功地預測到五次！
筆者認為，核心的缺陷主要是在貨幣與貨幣體系、人性與市場行為以及政治與歷史人文等方面。簡單的說，需要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理解本次金融危機是理解全球宏觀經濟演化的關鍵，對金融危機的解構在於對美元霸權、金融資本的野心和中國的崛起的理解。其中中國既是個偶然因素，現在又成為了關鍵因素。這是宏觀層次上的努力。在微觀層次上，金融市場是大眾癲狂和非理性羊群效應的集中營，也是市場失靈最劇烈也是最具破壞性的方面，行為分析、心理測試、人性揭示應該成為分析的起點。
而在宏觀和微觀交匯層面上，流動性經濟學應當成為突破的重點，正如格雷斯頓所說，受戀愛愚弄的人,甚至還沒有因鑽研貨幣本質而受愚弄的人多。一旦流動性被証實是經濟分析中的重要元素，那麼很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都將需要做出顛覆性的改變。這既現實又很緊迫。
目前全球資本市場高度聯通，貨幣競爭環境下，流動性為王。天文量級的流動性在整個世界不停的狼奔豕突，逐一洗劫,把一個一個資產市場玩殘，經濟玩死。大危機後，早已缺乏彈性的實體經濟變為他們的提線傀儡。世界已經全面進入了流動性嚴重過剩造成的混沌狀態中，蝴蝶的微微振翅就會讓世界進入不可知地帶，讓我們無法去解釋。比如，5月22日，伯南克的QE退出發令槍聲響過後，就流傳了一個令人糾結的笑話──“美國摸了摸自己胸口，還在恍惚之中，邊上的日本突然大口噴血一頭栽倒……最神奇的是，而躺在地上的A股也慘叫一聲，又暈了過去……”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學博士，牛津大學John SWIRE學者，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南京大學工程管理學院兼職教授。現任東方証券首席經濟學家、首席策略分析師和固定收益負責人，著有《危機三部曲：全球宏觀經濟、金融、地緣政治大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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