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詹姆斯·歐文·韋瑟爾(James Owen Weatherall)在他的新書《華爾街物理學》(The Physics of Wall Street)中寫道，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像‘定量分析’、‘衍生工具’和‘模型’這樣的詞語帶上了某些令人不快的內涵。”他希望能改變這種狀況。
韋瑟爾說，金融和經濟領域需要注入更多的物理特性，而不是減少它們。那麼，如果像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這樣的產品所依賴的定量分析模型出現問題，並且持續惡化，幾乎拖垮全球金融體系，該怎麼辦呢？模型都是有假設的，得靠用戶來留意這些假設是否成立。
一些所謂的“寬客”（quants，金融工程師的音譯——譯註），他們使用複雜的數學模型，來決定在何時買入或者賣出什麼產品——損失慘重嗎？確實是的，另外一些卻不然。韋瑟爾舉了文藝復興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對沖基金的例子，它的創建者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在成為受人尊敬的投資者之前，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數學家。韋瑟爾表示，西蒙斯的成功“說明了數學修養不是疾病，而是療法”。
韋瑟爾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科學哲學和邏輯助理教授，擁有兩個博士學位——物理和數學一個，哲學一個——《華爾街物理學》其實是兩本書。第一本在全書中所佔的比重相當大，講述了金融史和賭博史上一些有趣又有啟發性的故事。在其中，我們會讀到路易·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一位備受忽視的法國人的故事。韋瑟爾說，巴舍利耶在1900年首創了數理金融方法，當時他在一篇論文中提出可以用概率論來理解金融市場。現在看來，這個概念似乎是明擺着的——不喜歡華爾街的人常常把它說成是一家賭場——但在當時，巴舍利耶的發現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在學術界求職並不順利，他的論文也被人遺忘，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被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重新發現。
薩繆爾森在大學和研究生期間的專業是經濟學，但韋瑟爾特意強調說：“一位名為E·B·威爾遜(E. B. Wilson)的數學物理學家和統計學家對他影響至深。”韋瑟爾還指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獲得者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薩繆爾森是第二位）是一位物理學家，他在20世紀30年代為經濟學引入了“模型”一詞。丁伯根還研究過一些如今幾乎沒有華爾街人士願意考慮的話題，稱“在一家公司里，如果薪資最高僱員的收入是薪資最低僱員收入的5倍以上，這家公司的生產力就會比較低”。
韋瑟爾生動描繪了費希爾·布萊克(Fischer Black)和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如何建立了一個模型給股票期權估值，該模型最終催生了一個愚蠢的產品，名為投資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它是導致1987年股市暴跌的一個重要因素。跟巴舍利耶的遭遇相似，布萊克和斯科爾斯的模型最初也遭受了冷落，一流學術期刊拒絕刊發他們建立這個模型的論文（但斯科爾斯後來贏得了諾貝爾獎）。
數學家愛德華·索普(Edward Thorp)的故事讀起來也相當有趣。索普發明的“算牌法”(card-counting)迫使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了改變21點的玩法，他還想找到（但失敗了）輪盤賭的制勝之道（投注者需要注意出球的位置，如果反應夠快，就可以獲得“算牌法”那樣的優勢）。
但韋瑟爾的目標更為宏大。他在序言中寫道，《華爾街物理學》是一本“關係到金融未來”的書。“它顯示了為什麼我們應該從物理及相關領域中獲取新的思路，來解決目前世界各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它應該永久改變我們對經濟政策的看法。”
這個目標非常之高，而物理學家們最近幾十年來在華爾街犯下的大錯，更是讓它顯得雄心勃勃；韋瑟爾很好地描述了這些錯誤，但他的觀點極為寬容大度。當然，韋瑟爾也承認，最近這場危機“部分是數學建模問題”導致的，但是他宣稱，真正的問題是“一些非常精密的金融機構沒有像物理學家那樣去思考”。
韋瑟爾希望有一個新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是美國陸軍部於1942年6月開始實施的利用核裂變反應來研製原子彈的計劃——譯註）來找到經濟學出了什麼問題，他認為，那些傾向於物理學的經濟學家們做出的貢獻，應該是該計劃的重要基礎之一；韋瑟爾覺得這些經濟學家中的某些人遭到了當權派的不公正對待。在這種感覺最強烈的時候，他認為有人在搞陰謀。一個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提出用數學物理學中的“規範場論”(gauge theory)工具，來設置消費物價指數，結果她卻遭受了懲罰，有這樣的事嗎？韋瑟爾表示確有其事，因為她提出的“在數學上很嚴密的新方法”對一個計劃造成了危險，這個計劃可以降低名義通脹率，並從而減少社會保障福利。
韋瑟爾不太喜歡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的理論，後者在暢銷書《黑天鵝》(The Black Swan)中表示，交易者使用的模型低估了極端負面的結果存在的可能性——即黑天鵝，從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韋瑟爾認為，一個模型失敗了，不等於所有的模型都無效。“我們使用的數學模型跟建造橋樑、設計飛機發動機、規劃電網、發射航天器使用的數學模型擁有同樣的淵源。”他寫道。如果你不信任模型，你為什麼要開車經過喬治·華盛頓大橋呢？“畢竟在任何時候，都有發生空前大地震的可能。”
這麼說是沒有錯，但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導致模型失敗的原因遠遠說不上前所未見，即便它涉及的某些事件，確實是建模者在收集良好的、可量化的數據時，那段相對有限的時間中沒有發生過的。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曾很好地描述投機陶醉感導致泡沫和災難的過程，而自這場危機發生以後，他的作品理所當然也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但是明斯基並不是特別傾向於數學方法，而韋瑟爾也沒有提及明斯基和他的觀點。
在金融領域使用定量模型的問題，既不是模型行不通，也不是假設錯誤時會帶來損失。如果計算錯誤沒被發現，橋樑倒塌事件也會發生。真正的問題在於，銀行和監管機構讓整個系統超出模型運行，鼓勵大量借貸，以便賺取更大的利潤。其結果就是我們幾乎損失了整個系統，而不是一座橋。
你因為不了解某些至關重要的事情而破產，那是一回事；由於你的錯誤而導致大家都破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經濟問題非常複雜，難以簡化成物理和數學問題。讀《華爾街物理學》會讓你想到一條格言：如果你有一把鎚子，所有問題看起來都像是釘子。
Floyd Norris是紐約時報首席金融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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