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種傳染：SARS的教訓

李霧

或為巧合，SARS（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肆虐十週年前夕，2012年10月，兩本有關傳染病並談及SARS的書在美國同時出版。一本叫做《跨種傳染：動物感染和下一次人際大傳播》（Spillover： 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另一本標題為《傳染病：貿易如何擴散疾病》（Contagion： How Commerce Has Spread Disease）。單看封面，這似乎是兩本“恐慌派”著作。不過，標題或許是出版社撰了為吸引眼球多賣書的。兩位作者的論述，其實相當客觀也相當全面。

《傳染病》的作者為牛津大學醫學史教授馬克·哈里森。他在書中討論了貿易如何將疾病從地球的一處傳到另一處，比如由哥倫布開啟的舊大陸和新大陸之間的貿易，將舊大陸的麻疹、天花和傷寒等帶到新大陸，導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同時，新大陸的梅毒也反向傳到舊大陸，後來又由歐洲商人帶到中國和日本。但哈里森也討論了事情的另一面：在沒有防疫針和抗菌素的時代，各國對抗傳染的唯一有效手段——隔離，如何被政府用作阻擋外國商品進口的壁壘。英文單詞“隔離”quarantine，原意為意大利語“四十”，就來自意大利城市拉古薩（現在的克羅地亞港口杜布羅夫涅克）在1397年通過的一條法規。該法規授權當局可將外來船隻最多隔離四十天，其間人貨不准上岸，以防鼠疫進口。當然，如果船上裝的是食物，四十天之後就只能扔海裡了。哈里森甚至認為，SARS期間的隔離措施過於嚴厲，東南亞旅遊業遭受了過度損失。

英美大學現在要講“政治正確”，哈里森教授對宗教的影響淺淺略過。其實，歐洲人的隔離依據來自《聖經》。《舊約·利未紀》中，上帝諭示以色列人：如果皮膚長了可疑紅瘢，祭司可以關他七天，以防麻風病傳染。在天主教，《利未紀》中這部分被稱作“淨生法”（Law Regarding Legal Purity）。

另外，哈里森是醫學史教授，他沒有提到隔離可能帶來的其他損失。英國詩人約翰·濟慈染上了肺病，醫生要他避開英國的冬天，去暖和的意大利養病。但在意大利港口那不勒斯，因誤傳英國有霍亂，濟慈搭乘的船被隔離了十天。濟慈上岸後寫信給友人，說這十天隔離是他最受病痛折磨的日子。不久，濟慈在羅馬去世，年僅25歲，正當其詩才噴薄的高峰。這是英語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的無可彌補之損失。

另一本書《跨種傳染》，作者戴維·誇蒙是位關注疾病傳播的美國作家。這本書他寫了12年，資料很豐富。誇蒙本是耶魯大學英語系高材生，但他寫了小說卻找不到出版商。然後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自己是非女性之男人；又是非少數族裔之白人；而且出身非窮人之中產階級，童年沒有陰影；而且性趨向也是很平常的異性戀，（政治正確的）英語文學裡，實在不需要他的故事。誇蒙趕緊懸崖勒馬，改寫紀實作品。果然，寫滅絕水鳥的科普著作《渡渡鳥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1996）一路暢銷。《紐約時報》書評稱讚他不但屬於最好的科普作家，而且屬於最好的作家。誇蒙自己則說，他的寫作得益於學習福克納那種將多股話題絞合一起的能力。不過，紀實作品寫多了，難免將讀者“報紙化”，有時解釋過繁。當代純文學小說通常很緊湊，兩百頁要抵雨果或狄更斯的五百頁。其讀者都是讀了一就知​​道二的，最煩作者廢話多。否則，怎麼能讀有時很隱晦的福克納？

據誇蒙估計，殘害人類的傳染病，約有百分之六十來自動物。艾滋病大概是其中最著名的，從黑猩猩傳到人類；近年出現的，則有蹂躪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從非洲傳到美洲的由蚊子傳播的西尼羅河病毒等；另外，所有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都是從動物傳到人類。我們人類在地球上到處開花，將野生動物逼得無路可走，只能與人類密切接觸。它們攜帶的原來與人類無涉的細菌和病毒，也只得尋找新寄主。今後，勢必會有新的細菌和病毒跨種傳播，給從未接觸過它們的人類帶來新的疾病，甚至新的不治之症。

但這本書也不是“恐慌派”嗚嗚拉警報。下一次的新傳染病，最可能是某種來自動物的病毒。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出現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樣全球死亡兩千萬人的大瘟疫，近乎不可能。病毒傳染有它的內在製約。殺性太重的病毒傳不多。人感染了幾天就死了，病毒自己消滅了自己的寄主。能廣泛傳染的病毒，必須在人出現症狀之前，已經潛伏很久，這樣才能傳染大量的接觸者。但是，能在體內長期潛伏而不被人感到的，通常殺性不會很重。SARS是潛伏期短而殺性重的病毒。只要不再隱瞞疫情，各國都採取了隔離措施，SARS很快就控制住了，不再能大肆傳染。

應對SARS，人類或許還得益於一點運氣。SARS的全球傳播途徑，始於一位劉姓醫生從廣州去香港吃侄女的喜酒。他在旅館發病嘔吐。估計是旅館清潔工用吸塵器打掃時，將病毒傳到其他房間。同一旅館的住客，將SARS帶至新加坡和加拿大。被感染者去治病時，又將SARS傳給當地的醫生護士。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一旦開始隔離，雖然措施似乎寬鬆，但民眾誠實守法，隔離很有效。而在原發地中國大陸，雖然有人因害怕被隔離而謊報行踪，但措施相對嚴厲，隔離也很有效。誇蒙猜想，如果SARS源起非洲或印度，感染人數會大大超過2003年的八千；死亡人數將遠遠不止2003年的774。

雖然規模如西班牙流感的大瘟疫不太可能再發生，如果隨機地東冒一個，西冒一個，個案間似乎無聯繫，無理可講，也會引起廣泛緊張。畢竟，就算機率很低，如果不幸撞上，個人損失可以是百分之百。所以仍然要小心對待。這裡，誇蒙多年來對SARS所做的親身調查，值得我們參考。

在誇蒙看來，SARS其實也是貿易引起的。不過誇蒙的論述不在哈里森的《傳染病》一書內，或許可作教授的下一個研究課題。廣東是改革開放先發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迷上了吃野味。窮人或許覺得他們發財了，應該很知足了。但富人間仍然要攀比。這在社會學上稱作pecking order——雞群裡公雞們用尖嘴鬥出來的尊卑秩序，這一現像在群居動物裡廣泛存在。吃稀罕野味就成了廣東富人間比比誰的財更大、誰的氣更粗的和平競爭。而且富人間的流行會為其他階層仿效，廣東一時間野味餐館非常興旺。“野味”兩字的拼音，連夸蒙都學會了。

曾在SARS流行期間去廣東調查的香港大學研究人員告訴誇蒙，當時廣東有很多野味市場。市場裡各種籠子，裝著家禽、野狗、果子狸等等，疊放在一起。上層籠子裡，動物的體液和排泄物，淅淅瀝瀝流下來，灑到下層動物身上。於是，被某種蝙蝠咬了之後帶SARS病毒的果子狸，就能很容易地將病毒傳給其他動物，並直接或間接地傳給從事野味生意的人。

SARS之後，廣東野味市場被整頓。但是，上段所述狀況，仍然可能存於其他省份。

即使不吃野味，家禽、家畜也能導致跨種傳染。這次在華東出現的H7N9病毒，比衛生部通報早了幾天，美國專家勞麗·加勒特就根據中國國內媒體的公開報導，猜測病毒是由候鳥帶進來的，再沿路傳染給家禽。加勒特在199​​4年就寫了《瘟疫將至：失衡世界的新生疾病》（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一書。這位普利策獎作者，是最早關注跨種傳染的人之一。

我們人類需要吃肉，偶爾也會嚐嚐野味。但是，對生命要有敬畏之心。那位號召“君子遠庖廚”的孟夫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我們和它們的基因，有太多太多的相通之處。你把它們關在小籠子裡，肢體不得舒展，情緒始終恐慌，皮毛沾滿污穢，這就極大地削弱了它們的免疫系統。於是病毒大量繁殖，稍有變異，就可能跳到你身上，將你當作新寄主。

衛生、人道、乾淨地處置家禽、家畜和野生動物，這是SARS和其他跨種傳染事件教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如果人類虐殺牠們，即使無力反抗，它們仍然要報復的。

SARS給我們的第二個教訓是信息要透明，要積極與國際合作。據誇蒙說，SARS病毒最先由中國內地的某醫院分離出來。但是，國內當時將SARS統一報導為衣原體引起的“非典型性肺炎”（這一名稱在醫學上是錯誤的，國際上不用），他們不敢公佈成果。結果是香港研究人員第一個將發現SARS病毒的消息通報全球，並為美國研究機構所肯定。如果當時國內與世界衛生組織已有密切合作，治療起來就更能對症下藥。

與國際合作，不但有信息的交換，或許還有物質的資助。越南是被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肯定的SARS“考試”模範生。他們與外界配合，得到法國等歐洲國家的人力和器材援助，很快控制了傳染。反面教訓是台灣。台灣當時被排斥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要到2009年5月，才以觀察者身份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台灣信息不足，過早撤銷隔離，導致SARS二次重來。他們也不像越南那樣，有法國贈送大量特殊口罩，連醫務人員都一時拿不到有效的防護品。

從現在仍在傳播中的這次H7N9病毒感染來看，對於第二條教訓，國內有關機構比十年前有了很大改進。但是，對第一條教訓，如何提高國內家禽、家畜飼養、運輸和宰殺等各環節的衛生狀況，仍然有很多很多事要做。而這一條，是從源頭上控制跨種傳染的關鍵。

誇蒙說，《跨種傳染》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讓讀者更擔憂，而是讓讀者更聰明。我們人類是不可能消滅病毒​​的。病毒的歷史遠比人類長久，我們人類從誕生第一天起，就與病毒相處。據估計，入侵過人體的病毒，在人類基因組裡留下了十萬DNA碎片，約佔人類遺傳物質的8％。既然還是要和病毒長期相處下去，而且病毒現在可以一瞬間登上飛機遠傳半個地球之外，了解一下《跨種傳染》和貿易在傳播《傳染病》中的作用，真的很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