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美國舉足輕重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我們沒有中國氣候或是美國氣候，我們只有全球氣候。我們無法對全球氣候進行單獨實驗，於是一直代之以聯合實驗。這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工業革命的自然結果。但我們有意決定不停止這種實驗。

對我們唯一擁有的這顆行星進行不可逆實驗是不負責任的。只有在一種前提下，拒絕採取任何減輕風險的措施才是理智的：即我們已確定關於人為導致氣候變化的科學理論是假的。既然該理論是基於完善的科學論證，那麽宣稱任何這類確定性的做法都是荒唐可笑的。

反過來，任何一個理智、開明的人，在讀過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政策制定者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後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該科學理論深信不疑同樣是荒唐可笑的。詢問減排的收益是否大於成本是理智的，否認人為導致氣候變化這一觀點的值得商榷性是不理智的。

在這些討論中，甚至在氣候政策方面，美國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原因有4點。首先，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排名世界第二，盡管2012年其在全球總排量中14%的占比遠遠低於中國的27%。其次，美國人均排放量約為西歐主要經濟體或日本的2倍。如果美國自己都沒有顯著地遏制碳排量，又怎麽可能說服新興經濟體加入這一行列？第三，美國擁有無可比擬的科技資源。如果全世界想要挑戰在低排放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將極度需要這一資源。最後，美國有最多的人堅決反對就氣候變化採取行動。

在此情況下，近期兩件事讓一些人（包括我）感到鼓舞，我們認為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一件事是美國上月發布《總統氣候行動計劃》(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這份計劃涵蓋了減少排放、適應變化和全球合作。其目標是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減少17%。

另一件事也發生於上月。包括前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美國前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和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在內的一個重量級跨兩黨團體發表了一份標題十分恰當的報告——《風險下的商業》(Risky Business)。

不過我們必須平復喜悅之情。即使美國政府借助監管權力，成功推行上述計劃，仍不過是個小小的開端而已。目前，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濃度已經上升到至少80萬年以來的最高水平。80萬年前，智人還遠遠沒有出現。按照當前趨勢，到本世紀末上述氣體的濃度將增加更多，對氣候的影響可能是巨大、不可逆、甚至災難性的；照當前趨勢下去，可以想象，平均氣溫會比工業化前水平升高5攝氏度。屆時這顆行星將與今天判若兩樣。

《風險下的商業》闡明瞭這些可能會對美國產生的影響。它強調了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地區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的破壞，分析了更強烈和更頻繁的風暴所帶來的風險，考慮了農業和能源需求可能出現的改變，以及高溫對生產率和公眾健康的影響。美國的部分地區甚至會變得幾乎無法居住。

這份報告可貴之處在於，它正確地將這些歸為風險管理問題。風險管理的目標必須是切除可能結果概率分佈的尾部風險。具體方法為改變人類行為。沒有人會賣給我們針對行星變化的保險。我們已經見識過尾部風險在金融領域掀起的風浪。氣候領域的尾部風險更為肥大，危害性很可能也要大得多。

問題是，這些小小的新開端會否帶來實際、重要的改變呢？可能會，盡管阻止溫室氣體濃度繼續上升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我曾經以為取得進展的辦法是，達成一個限制排放的全球性協議，借助一些稅收和配額相結合的手段。我現在認為這種做法毫無希望，證據就是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沒能對我們的排放軌跡作出任何實際改變。明智的政策想在政治辯論中勝出有且只有兩個前提：第一，人們必須相信氣候變化的影響很大，且代價高昂；第二，他們必須相信減排的成本是可以忍受的。後者又進一步需要可以支持低碳未來的可信、可行技術的發展。一旦低碳未來概念證明可行，必要政策的採納就會容易得多。

在此背景下，這兩份新文件是相輔相成的。《風險下的商業》列舉了氣候變化如不減緩，美國人將付出的潛在代價。而政府對監管標準的關註是相應解決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監管標準肯定會迫使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創新加速。通過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支持，美國政府可能會引發一股創新浪潮，為我們充滿浪費的能源和運輸系統帶來有益的創新。如果行動的步伐足夠緊密，這可能還會轉變全球協商的大背景。此外，鑒於我們至今沒能減排，很大一部分應對措施可能是適應氣候變化。再一次地，美國的參與應有助於提供更多有效範例。

我曾暗自希望事實證明那些反對者是正確的。只有這樣，未能應對這一挑戰才無須付出代價。但我們沒那麽幸運。

繼續當前的趨勢很可能會造成不可逆的、代價高昂的破壞。比較樂觀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也許我們能證明，有可能將減排的成本降低到政治上可接受的水平。又也許我們對這些風險的認識將清楚得多。目前看來這兩點都不太可能。但如果這兩份報告確實能為美國的做法帶來改變，我們逃離危險的幾率就會上升一點點。這並不值得報以三聲歡呼，連兩聲也不值。但我們可以朝一聲歡呼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