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7/2014

一個人孤獨行走

序 — 詩人畢竟是孤獨的

政治畢竟是
權力的幻影
在旗幟飄揚的風景裡
糾纏著光與黑暗
一些物理學的準則
或者說化學
甚至……

不能言說的
數學
盤算著利益的形式
顛覆我們用大寫字母寫公理與正義
用小寫字母寫謊言與壓迫的
哲學
更別說文學了

這是我的一首詩〈一個人孤獨行走〉的兩節行句,是六節四十二行中的十四行。這首詩的詩名,我也用來作為詩集的書名。作為一位詩常常觸及的政治,並曾被評論家、英語文學者吳潛誠(一九四八—一九九九)在論介中觸及的一位詩人,這首詩也許是遲來的回覆,緩和了一些我介入的情境。

「李敏勇的詩作常涉及政治,但他並不是只要政治、不要詩的作者,相反地,他是一位對詩之為物持有崇高信念的詩人。」
——詩集《傾斜的島》作品論〈政治陰影籠罩下的詩之景色〉
吳潛誠,一九九三年

「詩究竟應該對事實,直接控訴;抑或訴諸暗喻,沖淡醜惡(招來逃避的指責)?這是自古以來文學創作者的麻煩課題:政治良心和藝術要求,如何拿捏取捨?
李敏勇一向都是勇於介入的詩人,不會有閃避現實沖淡醜惡的嫌疑。……他的問題只剩下以什麼態度來看待他所發現的醜惡。」
——詩集《心的奏鳴曲》序論:〈擦拭歷史、沖淡醜惡以及第三類選擇〉
吳潛誠,一九九九年

熟嫻愛爾蘭文學的吳潛誠在世時,分別引美國詩人羅伯.布萊(Robert Bly, 1926- )在評論文集《美國詩》中:〈躍升進入政治詩〉為我辯護,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我的詩集《傾斜之島》寫了作品論;一九九○年代末,我的詩集《心的奏鳴曲》,他引愛爾蘭詩人黑倪(Seamus Heaney, 1939-2013)的例子,論述我如何「愈來愈看重如何以藝術技巧來舒緩沉重的擔當。」

的確,在戒嚴時期,我留下的詩集《鎮魂歌》、《野生思考》、《戒嚴風景》、詩選《暗房》,投影了一九七○年代,一九八○年代的政治介入光影。甚至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戒嚴解除了,詩集《傾斜的島》的命名仍然喻示了政治的況味。一直到一九九○年代末的《心的奏鳴曲》,我才如吳潛誠所說,會贊同黑倪在《語言之管轄》(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ne)所說的,釋放創作脈動,往更高的平面攀升:

「一首詩的完成畢竟是一種釋放的經驗,在那解放的剎那,即抒情尋得其飄逸的齊全,永恆的形式之歡愉臻達圓滿而且徹底,某些與自我辯解和自我抹拭保持等距的事情就發生了。一個平面便──脫逸地──建立,在其中,詩人自己的存在得以強化,並掙脫他的困境。這麼長久以來,在社會領域中,因為圓融忠誠的考慮,因為善意地屈從於一己所由出的少數或多數族裔,語言受到管轄,這語言現在突然不受管轄了,它獲得通道,進入一種不受束縛的狀況,雖則實際上未必有效,但不必然不靈光。」

吳潛誠未及走進二十一世紀,離開人世。我的詩集《自白書》在他過世近十年出版,沒有序論與作品論,只以自己的一首同書名詩〈自白書〉為序詩;並以〈備忘錄〉為跋詩。

為了詩
我顫慄的舌尖
在意義的黑夜觸探

這樣的想法
有時候
讓我難為情

我害怕
現實的陷阱
道德的怯懦

孤獨地仰望星星
面對廣漠世界
我也尋求慰藉
——〈自白書〉

詩人應許的國度
以樹葉和花繪成旗幟
號角吹出的奏鳴曲代替征戰之歌
因季節的嬗遞憂傷
因歡喜而落淚
愛惜每一個字
為言語剪裁合適的衣裳
——〈備忘錄〉

《自白書》出版後,我又出版了通行台語詩集《美麗島詩歌》(二○一二年)。在序說〈從《一個台灣詩人的心聲告白》到《美麗島詩歌》〉,我嘗試以「符號論」、「工具論」、「方法論」、「精神論」四個層次談論通行台語也面臨的問題,並反思了自己的詩業。這也是通行中文詩,甚至任何語言都面對的課題。

《一個人孤獨行走》收錄的是我二○○九年以後發表的詩(只一首是一九七四年的〈雨天的風景〉)。距一九六九年我出版第一本詩與散文合集《雲的語言》,已經四十五年了。作為一位戰後世代,我在詩之路途經歷的過程:台灣《創世紀》與《藍星》幾乎分庭抗禮到《笠》鼎足而三,本土現代詩的球根與戰後隨國民黨中國來台的現代詩球根並立的時代到來;一九七○年代初仍標榜中國的《龍族》與一九七○年代末已標示台灣的《陽光小集》也曾為詩刊時代留下短暫註記,可視為台灣國族氛圍、認同的轉型;隨後,詩刊不復是詩人主要的登台場域,代之以報紙副刊及各種詩獎的略為興波。但戒嚴長時期國策文學的政治公害,被大眾消費社會的商業公害現象取代。詩之志業仍是一條寂寞的追尋之路。如果不是對詩之為詩懷有信念,如果太期待功利的回應,一般人對詩的熱情是會冷卻的。一些同世代的朋友曾經同行,後來無聲以對,甚至脫隊,不是沒有理由的。我為什麼寫詩?為什麼不停地寫詩。某種意義而言,是因為信念不滅的緣故吧!但是,從喧囂到孤獨,呈顯在面對政治的心境,在一向的抵抗和批評之外,也是深層的文化反思。

〈一個人孤獨行走〉這首詩,我引述波蘭詩人米洛舒(C. Milosz, 1911-2004)的〈咒語〉,行句裡隱而未現的「人類的理性是美麗而無可匹敵的/沒有障礙,沒有鐵蒺藜,沒有低俗書籍/沒有放逐的句子能勝過它/它以語言建立宇宙的意理/並指引我們的手因此我們以大寫字母/書寫公理和正義,以小寫字母書寫謊言和壓迫/……/美和青春是哲理和詩/她們的結合是為良善服務/……他們的敵人會把自己交付毀滅」是我「在一個美麗之島也是悲情之島的/一個城市一個人孤獨行走」的精神指針,是我「能穿越時間黑暗的甬道/穿越空間荒漠的廣場」的牽引力量。在這本詩集裡的詩,我也探觸到現當代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 1940-1996)以及艾略特(T.S.Eliot, 1988-1965)、奧登(W.H. Auden, 1907-1975),阿赫瑪托娃(A. Akhmatova, 1888-1966)、甚至保羅.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保羅.艾呂雅(Paul Eluard, 1895-1952),一般譯為特蘭斯特羅默的川斯特默爾(Tomas Transtromer,1931- );還有巴斯特納克(B.L. Pasternak, 1890-1930)、里爾克(R.Rilke, 1875-1926)、茨維塔耶娃(M. I.Tsvetayeva,1892-1941)、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6)、巴茲謝克(A. Bartušek, 1921-1974)、賀洛布(M.Holub, 1923-1998)……這些詩人在困厄時代的際遇和詩的經歷都是我在心靈暗夜的燈火。若說我的文學青年時代得自許多台灣本土詩人、小說家、評論家的啟蒙與教諭;我之所以能夠繼續在詩之路前行,就是現當代世界的許多詩人給我啟示,也給我引領之力。本土與世界對於我而言,是並置的雙翼,是互相映照的鏡像與窗景。

我為何寫作?為何自一九六○年代末期開始,迄二○一○年代仍未停止,與不同的世代一起穿越不同的時代?作為一位敘事者,抒情者,我,想挖掘什麼?想留下什麼樣的精神史證言在我們的土地上,在我們的時代裡?就因為不斷地追問,而且不斷地給予自己回答,我才這樣寫下一行一行詩,寫下一首一首詩,出版一本一本詩集的。我在旅行時,特別是在異國旅行時,常常在不同的際遇與場景中感懷不同的情境,觀照物象和風景,尋梭詩情和詩想;我也凝視家園、國土的風景,留下詩的印記。

坐在塞納河畔
心裡默念〈死亡賦格〉
保羅‧策蘭的一首詩
從沉入河流的靈魂
映現在水影水聲
——〈坐在塞納河畔〉

悲傷的南美洲在嗚咽
手風琴鍵盤上的雙手
在聖保羅的街角探觸街頭藝人的心事

我坐在希爾頓飯店大廳
從窗玻璃閱讀巴西的風景
品嚐著咖啡的風味
——〈悲傷的南美洲在嗚咽〉

說詩裡藏有秘密,藏有詩人心的秘密。每一本詩集的冊頁都是抽屜,這些秘密只有等待閱讀人的探索了。我既是一位書寫者,也是一位閱讀者。關於閱讀與書寫我也留下詩。

閱讀,以便
遇見書寫者
尋覓留在語言之途的
行跡
——〈閱讀〉

書寫,將秘密
鎔鑄在行句裡
等待點金石融解
——〈書寫〉

閱讀和書寫是一體的兩面。有人分持,有人兼具。我既是書寫者,也是閱讀者。這兩面一體,兼而有之,就成了〈閱讀與書寫〉的行句:


在書寫的地方
閱讀
也在閱讀的地方
書寫

書寫時

在閱讀
閱讀時

在書寫
——〈閱讀與書寫〉

〈話語光影〉是關於語言光與影的探究。詩人,面對語言的課題,必定會在光與影的糾葛中有所感有所思。拯救語言,絕不是國內某些文言至上派語文教師修辭之癖的搶救國文論。政治公害和商業公害都對語言有致命的打擊和破壞,這是更為重要的問題。波蘭詩人米洛舒在在他的一首詩〈我忠實的母語〉,既說因為波蘭語讓他在流亡時保存了家國的記憶,是一個信使,連繫了他和一些善良人士,但也批評共產統治體制下的波蘭語是降格的,是告密者的語言,是迷亂的語言。但他說他會盡其所能,光耀和純粹他所忠實以對的母語,他終究是必須嘗試拯救波蘭語的人。大哉!詩人之言。

台灣在南方,而有冰雪的童話是因為特殊歷史構造形成的悲情歷史,以及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困厄。〈泣婦岩之歌〉為昔稱火燒島的政治犯流放、監禁之島,撥「將軍石」之亂,反「泣婦岩」之正,是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以詩人見報是因為訃聞喻示許多詩人在我們國度的寂寥靜默,甚至詩的瘖啞無聲現象,成為〈詩的告別式〉。一些以詩行悼念的篇章,或感念的人生風景,為大歷史或個人史,是為詠懷也為誌記。無非是在孤獨中行走的人生里程留下的頌歌或哀歌,一些情念之語,為島嶼的歷史註記。

是誰在綠島海邊哭泣
在風中哭泣
聲音飄盪在風中

是誰在綠島監獄裏哭泣
在雨裡哭泣
聲音溶解在雨裡
——〈泣婦岩之歌〉

詩人見報了
是一則訃聞

終結一生的行句
以散文的形式
——〈詩的告別式〉

詩人畢竟是孤獨的。我從世界的詩人行旅觀照,從自己的詩人之路體察,在認知與實踐中體認個人與社會、純粹與參與、藝術與現實的相互鑑照中,語言常常是寂靜無聲的,是靜默以對的。在時代的變遷和世代的推移中,彷彿置身廣漠的天空或無涯的海洋,必須一個人奮力振翅或盡力泳划,才能飛行或游動。這本詩集裡的篇章就是一個人孤獨行走留下的腳印、足跡。這些腳印、足跡,自一九六○年代末就開始踏行,延伸。這不是定點,我還有未竟的詩人之路。即使一邊跌倒,我也要一邊發現。在喧囂的旅途面對孤獨之境,在孤獨之境面對喧囂的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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