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之後

9月23日，聯合國氣候峰會將在美國紐約進行，中外對話採訪了6位女性環保人士和相關學者。

詹妮弗•摩根，世界資源研究所

與哥本哈根會議前相比，世界各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積累了更多的經驗。例如，5年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還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如今，這一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利用發展迅速。目前，太陽能製造成本已經下跌了80%，風電價格也達到歷史最低水平。中國為2015年、2017年和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制定了雄心勃勃地目標。同時，越來越多的美國公用事業公司發現，利用風能和太陽能是擴大發電能力最經濟的方式。將近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已經制定並實施了可再生能源政策。與此同時，約有40個國家政府和20多個地方級政府制定了碳排放價格，控制污染。

能源格局正在轉變，低碳經濟帶來了明顯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這表明，國家、企業和個人在制定政策，加快替代化石燃料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經驗和支持。這些變化，與經濟復蘇（與哥本哈根會議前搖搖欲墜的經濟相比）一道促進了各國政府採取比之前相比更加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

此外，新型合作夥伴關系和新的觀點也改變著氣候變化的政治格局。包括智利、印尼、越南和哥斯達黎加在內的一些中等收入國家也站出來呼籲走全新的低碳發展之路。這些新角色將在巴黎氣候會談（即將於2015年12月舉行）之前的談判中發揮主導作用。

白韞雯——北京創綠中心氣候與政策研究員

2009年以來，我感到雙邊合作明顯增多。之前各個國家大都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下履責，而在哥本哈根之後雙邊合作明顯增多，如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英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俄聯合聲明中也同樣涉及到“雙方堅定遵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原則和宗旨，願為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作出貢獻”。

在2008年之前歐盟具有談判的動力，而往後中美歐都開始承擔相應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美國從在京都議定書中的被動局面開始逐漸發力，中國也開始重視氣候談判。

責任的區分也開始細化，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巴西被從發展中國家中區別開來，按照其經濟體量、溫室氣體排放量等承擔義務。

王彬彬——樂施會氣候變化與減貧團隊經理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強調（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化適應的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中國政府缺乏經驗，只是被動且沒有意識的接受減緩，忽視了氣候變化對貧困人口的影響。

2011年德班氣候大會時，減緩和適應被提出應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國政府也把適應問題作為國家戰略考慮。

但是適應存在難以量化的困難，到目前為止技術層面如何進行仍然不是很清晰。

在資金問題上，盡管發達國家就各自提供資金始終語焉不詳，設立的綠色氣候基金至今還是空頭支票，但發展中國家開始將關註點從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數量轉移到如何獲得_更多資金來源，以及資金如何進行管理、分配和落實上。中國同樣在推進適應基金的工作。

蔣南青，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中國辦公室

從哥本哈根之後，歐盟就已經制定了嚴格的目標，並且在減排工作上表現積極。中國政府一方面會受到歐盟等國際社會的壓力，另一方面國內的環境問題也迫切需要開始採取行動。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可以看到中國政府正在將氣候談判的目標分解細化，從建設部、工信部，到交通業，各個行業都開始根據這一宏觀目標制定相應任務，比如建立碳交易市場。由此可以看出在09年談判後，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逐漸採取實際行動，承擔自己的責任義務。

法特瑪·拉賈巴利，發展研究所

哥本哈根會議後，非洲具有實證依據的氣候變化政策和行動獲得了很大的進展，新的區域聯盟、倡議以及學習活動層出不窮。但農業發展面臨的挑戰日益清晰: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最新報告著重闡述了氣候變化是如何影響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並進一步加劇了本就堪憂的全球飢餓和營養不良狀況。

非洲有占勞動力總數65%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農業生產總值占GDP總量的30-40%。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整個非洲還未就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達成一致協議。

即將成立的全球氣候智能型農業聯盟、以及近期召開的首屆聚焦農業發展的美非峰會和以“非洲自給自足的時刻已經到來”為主題的氣候發展大會都推動了非洲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非洲政府仍需要仔細思考如何盡可能地確保這一進程取得成效。

首先，包括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 和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NEPAD)在內的非洲區域性機構需要對“氣候智能型農業”的理解達成共識——即氣候智能型農業旨在提高糧食產業安全和抵禦災害的能力，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鑒於農業發展面臨的挑戰涉及到多個部門，跨境影響也在逐漸增加，因此，各國之間以及國內各部門之間還應展開密切合作。目前應該盡可能地讓決策者獲得有關氣候智能型農業的現有證據，同時還需要仔細分析氣候智能型農業對整個社會（包括公共衛生和營養、以及貿易和技術等方面）的影響。

相比於各國領導人出席某一峰會，人類不斷適應氣候變化的進程更加重要。非洲各國政府和區域機構必須行動起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希娜·洛提亞，國際環境與發展學院（LEAD）巴基斯坦項目

在我看來，過去幾年，談判進行得很艱難，溫室氣體排放國也曾承諾提供大量資金和專業技術支持減排。然而，一要落實到實際行動中時，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便開始占據主導，一切承諾就自然而然地被拋之腦後了。

除了官方發展援助外，發達國家承諾在2010-2012年間向易受災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提供3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發達國家還承諾到2020年之前，每年向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長期氣候融資。這筆資金能否落實還是個未知數，而且款項支出機制的透明度也存在問題。

巴基斯坦溫室氣體排放量較低，它可能並不關註這些問題。但是我發現，這些年來，由於許多新興經濟體選擇加入美國的行列，《京都議定書》（KP）的影響力大大下降。美國一直以來堅決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並拒絕承諾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雖然這些年來，有關“適應氣候變化”的對話一直不斷，但是目前，“損失與破壞”成為人們關註的另一焦點，這對巴基斯坦來說意義重大。試想，假如各國採取了適應性措施，但是由於氣候變化緩慢，這些國家還是要繼續遭受海水入侵和荒漠化等災害的影響，會發生什麽？我們知道如何評估和計算由此造成的損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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