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本龍一：我說故我在

在相關的原理、原則還未經各界詳細研討的情況下，人們所做出的判斷往往不是依靠“邏輯”，而是取決於某種“氛圍”。特別是在日本這樣一個國家，一直都有這樣一種“潛規則”作祟，對此作法我一直難以苟同。

野田首相便是這種矛盾的集合體。之前在菅直人當政期間，大眾感覺不到災區重建工作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於是只好通過民主黨黨內選舉讓野田接任首相。而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後菅政權提出的“脫核”計劃，也隨著他的下臺，在沒有受到廣泛關註的情況下“銷聲匿跡”。

“作為執政者，決不可放棄保護國民日常生活的責任和義務。”野田在有關重啟核電站的記者招待會上反復強調要“保護國民的生活”，但這里的“國民”指的到底是誰？在我看來，這里的“國民”指的是那些與核電有直接利益關系的“集團”成員們。

“如果不重新啟動大飯核電站，關西地區內將出現15%的電力短缺”，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恐嚇”。而事實上，我們無法親自求證它的真實性。

如果電力公司繼續壟斷，那麼市場競爭原理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普通民眾長期以來抱有的不安心理也難以消除。

據民意調查顯示，質疑核電站（安全性）的人仍占大多數，政府卻依然決定重啟核電站。這個國家的民主主義就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雖然不是真的民主，但我對那些因核電站事故而受害的群眾積極採取個人行動、公開發表言論的新現象仍抱有期待。

既然政府、媒體都已無法信賴，不如自己親力親為，大家一起測量輻射量，然後在地圖上製作數據庫。又或者是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年輕人，他們會通過網際網路彼此交流意見，創造新“輿論”機構，廣泛展開新模式的“示威”。這種市民個體的力量得到充分發揮的情況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這種新變化也無法阻止核電站的重啟，那麼民眾很有可能陷入絕望的情緒中。“無論如何努力自己的心聲都無法傳達（到政府那裡）”“就算參與到政治和社會中去，也不能獲得任何改變”。

如果出現了上述心理，那麼我個人最不願意麵對的結果就是，民眾們好不容易重振起來的個人意志再次消沉，最後又回到過去那個毫無生氣的“沉默寡言社會”。基於這樣的想法，我本人預備在7月初舉辦一場名為“NO NUKES 2012”的音樂會，主旨還是“脫核”。

或許示威、集會都是不錯的抗議方式，但作為音樂人，我還是覺得用我賴以為生的音樂去傳達“脫核”的意願才是最真誠的方式。將表達意見視為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方式，我一直都沒有放棄這樣的信念。

在歐美國家，無論是明星大腕還是無名小卒，對社會問題“各抒己見”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1960年代末、70年代，日本的搖滾樂前輩們也曾在政治舞臺上有過一段活躍期。隨著那個時代的漸漸遠去，不知從何時起，即使是慈善事業也會被批判成“偽善”；而音樂家能做的也只有音樂，我們或者是被告誡或是有這樣的自知之明，知道最好“不要去碰政治”。

但3·11大地震改變了音樂家、藝人乃至各界人士的固有想法，大家從各個角度出發，以各自的方式支援災區，這種微妙的變化令我感到欣慰。

不要輕言放棄，不要對現狀感到失望，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堅持不懈地朝改變社會的方向努力，只有這樣才能最終達成目標。


人物簡介
阪本龍一，1952年生。1978年組成樂隊YMO。1988年獲獎奧斯卡金像獎作曲獎。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開始從事各種災區支援活動。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