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走進小劇場，你會更清晰地聆聽他那八個里程碑式的演說片段，還會在屏幕上看到字幕。文字正如丘吉爾當初所寫那樣，以詩歌的韻律顯示（“敵人全部的狂暴和力量/肯定不久就會轉向我們”），以便與他的聲音韻律相吻合。
如果可能的話，別去管聲音，把聲音留到最後再去聽。因為最好先想想一位英國首相的這些演講到底有多重要，它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這不是一個歷史展覽，因此你看不到它們整個的來龍去脈。你不能獲悉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政治生涯是多麼的潦倒；在英格蘭，準備好認識到德國正在發生什麼的人是那麼少；準備思考戰爭的人也是那麼少——不到20年前，歐洲大陸還沐浴在血泊之中；丘吉爾是多麼的遠見卓識，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並且深知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所以你不會知道，曾經有一個時期——在德國1940年開始轟炸英格蘭（炸死了4萬多人）和美國在1941年年底參戰之間——要不是因為丘吉爾是一位語言和思想大師，一位首相，他以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許諾召集他“偉大的島國”，英格蘭可能會淪陷，或者慷慨地滿足德國的要求。
但是你看到的展品足以讓你了解，丘吉爾在戰時的領導意味着什麼。這場精品展的其餘部分，證明丘吉爾的演說是他的生命力表現，這些演說集雄辯的激情與非凡的剋制於一身，既赤膽忠肝，又充斥着透徹的分析。展覽於6月8日開幕，它有助於人們正確地看待丘吉爾的一生：在後“9·11”時代他被積極地頌揚為完人；因為激烈的性格，他也受到一些批評者同樣的嘲弄。
英國劍橋大學丘吉爾檔案中心主任艾倫·帕克伍德(Allen Packwood)為本次展覽採集了60多份文件和展品，還動用了肯特郡查特威爾丘吉爾故居內的收藏。即使在英國也很少有機會看到公開展示的這些文件，不過許多文件已經被數字化，部分在倫敦倫敦丘吉爾中心和博物館(Churchill Center and Museum)收藏。
文件中有溫斯頓在掙扎的童年時所寫的信件。他的母親是富有的美國人，他的父親有爵位，對他不管不問，在他8歲時父母把他送往寄宿學校。（1883年或1884年的一封家書潦草地寫着“吻你”——對於他的親吻，只有他親愛的保姆會回吻他。）還有一張學校成績單，說這個還不到10歲的孩子“總是讓所有人心煩。”
我們看到，這位冒險家和歷史學家開始成長。他在戰鬥中甘於冒險，隨後開始記錄這場戰鬥。（1897年，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最熱望獲得的美名是勇敢。”）展品中還有寫得像詩歌一樣的演講稿，一幅業餘的風景畫，以及他1953年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頒給他，是“因為他不僅做過光輝的演說，還精通歷史和傳記寫作的藝術”（曾擔任首相的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說，丘吉爾的三卷本一戰史是“偽裝成宇宙史的精彩自傳。”）
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是1932年1月26日由一位紐約醫生開具的處方。當時丘吉爾在做巡迴演講，在第五大道和第76街的路口被一輛汽車撞到，需要醫療救助。
時值禁酒期間，這位醫生寫道：“茲證明溫斯頓·丘吉爾閣下遭遇意外後，在康復期間必須飲酒，尤其是在就餐時。”醫生接着寫，需要飲用的數量“自然是不確定的”，但“最低需要250毫升，”也就是8盎司多一點。
“自然是不確定的”數量的酒，後來成為丘吉爾的招牌之一。除了酒之外，還有香煙，以及他抑揚頓挫的聲音——他在政治生涯中大量用到它。1899到1955年之間，他21次競選議員，只失敗過5次。要不是因為丘吉爾從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的演說和著述，所有這些展品——哪怕是展覽上顯示所有文件的精緻觸摸屏，還有其他的文件和手稿——都只能激起專業人士的興趣。
這是一項辯才的成就，他的演說如音樂一般動聽，丘吉爾天性樂觀，在演說中，哪怕在他描繪災難之無遠弗屆時，也給人們做出了振奮人心的許諾。這也是一項戰略成就，因為從他的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宣告人們面前仍有選擇。這還是一項政治成就，因為在英國捲入二戰之前，他需要讓美國人聽到，使他們明白其中的利害。
丘吉爾塑造了“說英語的人”這一概念。事實證明這個概念至關重要，因為他知道，英語文學和政治傳統確定了正遭受威脅的自由民主的特徵。丘吉爾的演說宣布要忠誠於英語和意識形態。這些演說也幫助塑造了這種忠誠，讚頌一種特定的傳統及其可能性，同時強調它容易受到傷害，需要加以守衛。
這一成就有點像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的成就。林肯的演說指出了內戰的利害關係，並重塑了對於美國的認知。展覽中多處把丘吉爾和林肯相提並論，這一對比完全是恰當的。（1944年，羅斯福總統曾經抄了林肯的幾句話，作為生日禮物，送給70歲的丘吉爾。）
丘吉爾十分留意長線的歷史觀。他藉助英語傳統支持自己的能力也證明，個人的得失對他來說並不那麼重要。某種更重大的東西處於危急關頭。這不僅是意見相左的問題，而是捍衛什麼的問題，雖然大英帝國已經日薄西山，美國正開始撐起大旗。
因此丘吉爾催促美國在戰爭後期為歐洲人爭取領土主權，以阻止斯大林控制太多地盤。在戰爭結束後能夠高瞻遠矚的是丘吉爾。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他在著名的1946演說中說：“從波羅的海邊的斯德丁到亞德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被戰爭弄得疲憊不堪的歐洲並沒有喘息的時間。
這一展覽布置緊湊，發人深思，丘吉爾所有的考慮都在展覽中若隱若現。它還說明，為何近年來把丘吉爾趕下核心位置的企圖是錯誤的。個人生活，跟文化、文明一樣，都存在許多缺陷和失誤，但其中還有值得賞識的更重要的東西：深厚和深遠的傳統，這一傳統恰當地激發人們的擁護與忠誠，可能還會如丘吉爾所許諾的，把人們帶進一個“陽光普照的遼闊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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