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是台灣第一波媒體改革運動高峰，訴求「黨政軍退出媒體」，也就是反黨國壟斷。但當時部分媒改社團就質疑這論述的不足，他們提出簡單且關鍵的問題：黨政軍退出後呢？媒體該交給誰？他們主張媒體公共化，讓媒體回到公民手中。可惜這主張後來並未取代主流，更因相關政策設計不當或落實不力，多數媒體落入資本家手中。
近日媒體所有權愈發集中的趨勢，引發另一波媒改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是從反黨國變成反資本，但就運動的邏輯和實質來看，並未改變。反資本壟斷跟反黨國壟斷相同，都非常正當。但「反」的動員容易，改革方向卻未明，我們依然面對上述的問題：資本退出之後呢？甚至，目前的論述大多只對特定資本家敏感，卻連「某某資本家退出之後呢？」這樣的問題也不曾拋出，更少見解答。
不過，這種停滯甚至倒退，並不是社運或學運圈所獨有，甚至很可能是因為社運所對抗的對象有更大倒退之故。在私人媒體方面，近日《聯合報》以不合比例和負面的手法處理學生與教育部長的衝突；種種行徑，都跟1980年代主流媒體對付社運的手法類似。而在政府方面，解嚴以來，兩黨政府和晚近成立的NCC，至今仍推不出任何進步的媒體政策和管制措施。近日教育部長的「關心」學運之舉，更令人有今夕是何夕的喟嘆和憤怒。
不只反更該想未來
一方面是建制的倒退與保守，另一方面是社會力量看似激進，但實質上也是倒退、防禦式行動。兩者共同構成台灣社會進步遲滯的表徵：台灣的民主並沒有我們以為的成熟，還有很多難題待解；其中最重要的課題，無非就是如何突破舊有思考和行動框架，啟動新的進步動能，避免社會各面向聯合倒退。當然，突破的力量，不可能寄望於建制和權威，我們只能期待於社會，期待於公民，尤其是比較不受舊文化羈絆的年輕公民。
該怎麼突破，年輕公民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當然媒改運動者本身也責無旁貸，我在此只能拋磚引玉兩點。第一，媒體改革不能只有破沒有立。反壟斷當然是必須，讓更多人了解資本主義對媒體和民主的負面影響，也不能不做。但除此之外，台灣媒體該往哪去？反壟斷運動者對此的主張是什麼？這問題必須包含在運動思維之中，否則很容易陷入既有的簡化對立框架；而我想既得利益者會很樂意見到這樣的狀況，因為那是他們最熟練的。
第二，此次反媒體壟斷運動終於將「中國因素」提出來，我認為這是正面的。中國崛起對台灣的影響，我們早該關注，與其擔心觸動政治而避談，不如正視和辯論。不過，面對媒體領域的中國因素，同樣不能只是簡單地反，那只會讓我們更抵擋不住。英國《衛報》曾報導，中國將在未來5年大幅投資國營媒體的海外擴張計劃，中央電視台預計將海外工作人員增到500個，披露的初步預算至少66億美金。台灣該端出什麼樣的媒體政策，顯然比單純反中更急迫。
作者為媒體改造學社社員、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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