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在中國的傲慢態度

紐約時報
余華

北京

2010年10月，中國海關對攜帶入境的每台iPad徵收1000元關稅。海關無視iPad配置不同價格也不同，一律以5000元的價格徵收20%關稅。在香港購買智能手機和其它電子設備遠比大陸便宜，有人在香港花了3000多元買的iPad要按照5000元來徵收。即使是在國內購買的iPad，攜帶出國回來時也要繳納關稅。
這個突如其來的規定引起一片反對聲音。國家商務部也明確表示反對：海關向iPad徵收1000元進口稅，違背中國2001年加入WTO時的承諾。

2011年1月，我攜帶iPad出國，在北京機場出境時詢問哪裡可以申報，以免回國時還需要繳稅。

問了四個工作人員都說不知道，第五個終於知道了，他說徵收iPad關稅的規定取消了。（事實是，關稅減半，並未取消。）

我問他：“規定取消了為什麼不向社會公布？”

他反問我：“為什麼要公布？規定實施時也沒向社會公布。”

相比國家部門的一些可笑規定，地方部門的一些規定更加荒唐。2001年，深圳一些醫院要求，護士應保持“露八顆牙齒”的職業性微笑；2003年，湖南省在錄用公務員的體檢標準中要求女性乳房對稱；次年，哈爾濱市公安局巡防支隊發佈了一項命令，在編警察腰圍超過2尺7的將下崗；2006年，浙江省交通廳規定，男性工作人員不能留鬍鬚；2007年，為了遏制過高的輟學率，福建省平和縣規定，初中沒畢業不能結婚。

雖然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規定有些已被取消，但它們顯示了權力在中國的傲慢姿態。不難想像，那些官員們在討論這些可笑規定時的情景，坐在舒適的沙發里，喝着好茶抽着好煙，用邏輯思維判斷社會問題，不管社會問題的複雜多變，也不會去考慮社會是否能夠接受。他們知道會有反對的聲音，對此他們不在乎，因為中國社會的公權力長期以來侵犯私權力。只有當這些規定出台引發社會強烈反對，繼而讓他們的上級領導不高興：“你們是在添亂，不利於社會穩定。”他們才只好悄悄撤銷這些規定。

在中國，行政部門發佈的規定與國家法律相抵觸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今年1月1日實施的修訂版《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為減少中國交通事故發生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頒佈的這個新規定被稱為史上最嚴交規，其中闖黃燈扣除6分引起社會的廣泛反對。（中國的機動車駕駛證一年只有12分，如果12分全部扣除，駕駛證就被吊銷。）

許多人批評，闖黃燈扣6分會造成更多的追尾事故。就是官方媒體也質疑這個規定，新華社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交通信號燈由紅燈、綠燈、黃燈組成。紅燈表示禁止通行，綠燈表示准許通行，黃燈表示警示。三個信號燈各司其職，交管部門將黃燈作用歸於紅燈，不僅技術上難以做到，且明顯違法。” 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公安部交管局被迫表示：對闖黃燈的司機以教育為主，暫時不扣分。

這期間一個段子流行起來：

某男子一夜未歸，第二天早上才匆匆到家，妻問何故。

他答：“昨夜路口遇一黃燈閃爍不停，今天早上六點才恢復正常，闖黃燈扣6分，路口倒車扣9分。”

妻又問：“為何不打個電話？”

他答：“開車打電話扣3分啊。”

該男子凍得直哆嗦，妻問：“在車內何故凍成這樣？”

“下大雪，我在車外不停擦號牌，遮擋號牌扣12分。”

余華是中國作家，著有《活着》、《許三觀賣血記》和《十個詞彙中的中國》等。他是《紐約時報》特邀專欄作者。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寫，由Allan H. Barr譯成英文，中文譯文經余華本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