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喬納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撰寫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傳記引人入勝、考據嚴謹，對於那些即便是跟激進政治活動有過最短暫接觸的人來說，這部傳記描繪的卡爾·馬克思形象也會令人熟悉到有些不安。這是一個在攻擊己方陣營的時候最富有激情的人，他常年背負着金錢的壓力，離不開父母的資助；不斷謀划著新的、改變世界的冒險事業，但卻難以按時交稿；個人衛生狀況堪憂；他住的房子可能有些人會說是“波西米亞風格”，其他人則會直白地稱為“又破又臟”；他可以反覆無常到令人惱火，同時又不會陷入到複雜玄妙的理論和不知所云的抽象中。
儘管如此，這本書使人意識到這位終極左派、共產主義之父是一個情理之中的人物，這本身就讓人感到震驚，如同發現耶穌基督在他家附近的教會定期舉辦糕餅售賣活動似的。無論馬克思是作為革命偶像被尊敬，還是作為蘇聯極權主義的源泉被唾罵，他在全世界的形象都被過分誇張和拔高，以至於看到一個真正的人性化形象，一個可能在今天遇到的人時，竟會讓人覺得不安。斯珀伯是密蘇里州大學的教授，專門研究歐洲史，他描述的馬克思如果生活在2013年左右，那麼可能會是一位相當有趣的博客作者，會跟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和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在Twitter上掀起罵戰。
但那是虛假的。《卡爾·馬克思：19世紀的生活》(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的目的清楚明確，即消除“永恆的馬克思”——人性元素少，意識形態準則成分多——這個佔據主導地位的概念，把他重新置於他生活過的地方，他屬於的地方，在他自己的時代里，而不是在我們的時代。斯珀伯堅決抵制那些宣稱馬克思永遠是“我們同時代的人”的大量研究，決心把他描繪為一個“過去的人物”，而不是“現在的先知”。
斯珀伯圓滿達成了所有傳記的首要任務，塑造了一個躍然紙上的人物。我們跟馬克思一起從他的家鄉特里爾出發，走過他在波恩和柏林狂歡作樂的學生時代，之後他在科隆首次登上政治新聞界的舞台，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流亡並參加革命活動。我們看到他的思想在發展，但也可以瞥見他向母親請求提前繼承財物的乞求信，以及他擔心是否供養得起他從十幾歲起就愛上的妻子的長期焦慮。我們聽到他在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之後度過的不眠之夜：他擔憂的不是美國的命運，而是作為《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自由撰稿人的收入；這家報紙把所有精力放在離家更近的事件上後，就不再需要馬克思作為歐洲記者的稿件了。
我們看到馬克思出入典當行，承受着維持中產階級生活標準的壓力，正如他對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同謀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說的那樣，這種生活標準是“體面尊嚴的展示”。
這部傳記展現的畫面是豐滿的、人性化的。馬克思對革命富有獻身精神，但卻不是一個偏執狂。他是一個極為慈愛的父親，勁頭十足地跟他的孩子們，以及後來的孫子們玩鬧，在8歲的兒子埃德加(Edgar)早夭後，他遭受了兩年心理折磨，其癥狀現在應該會被診斷為抑鬱症。
馬克思顯然也是一個令人抓狂的同事，他可以每天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里待上12個小時，但計劃寫的書卻是一拖數年，最後也沒能交稿。斯珀伯寫道，恩格斯幾十年里一直在反覆對他說同一件事：快把活兒幹完！
除了跟燕妮(Jenny)之間長久、深情的婚姻關係之外，馬克思還有另外一段愛的故事：與恩格斯的搭檔關係。恩格斯似乎準備為這位朋友做任何事情。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金錢上資助過馬克思，但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恩格斯還幫助他避免了一樁醜聞：恩格斯聲稱是馬克思家傭人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的孩子的父親，其實那小男孩是馬克思的兒子。在馬克思去世之後，是恩格斯耗費心力，從馬克思潦草的筆記中整理出《資本論》(Das Kapital)最後兩卷並出版發行。即便是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中提出的10項措施也幾乎是逐字引用了恩格斯先前提出的東西。馬克思有濃重的萊茵蘭口音，還有點口齒不清，恩格斯之於馬克思就如同亞倫(Aaron)之於摩西(Moses)，可以在眾人面前講話，彌補搭檔的不足。恩格斯的忠誠甚至達到了這種地步：他採取“托兒”手法，在德國媒體上發表了《資本論》的匿名評論。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對搭檔在亞馬遜時代可以玩出一些什麼花樣。
假使把這些都當作人生種種奇遇，所有這一切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再加之斯珀伯以一種迷人的、非正式的、可讀性強的風格，廣泛提供了和馬克思有關的各種文本——無論是講話、書信、文章、雜貨賬單或發票。）但是這部傳記還有別的價值：它重新把馬克思塑造成了一個人，他所處的時代中的一個人，這改變了我們理解其思想的方式。
在20世紀，很多學者費力調和馬克思很多作品中存在的矛盾內容，試圖塑造出一個連貫協調的馬克思主義。相比之下，斯珀伯的做法更加務實一些。他承認馬克思不是一台思想機器，而是一個會對事件作出反應的人。在這種情景下，頗能說明問題的是，馬克思的主業並非學者，而是政治記者：斯珀伯指出，馬克思在科隆的一家激進派報社兩次擔任負責人，是他職業成就感達到巔峰的時期。所以，學者們試圖打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標誌的很多東西其實是對時事的解讀，是對當時事件的反應，因而也就充滿了矛盾。
因此，雖然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但在1848年，馬克思發表講話，譴責這個想法是“無稽之談”。舊式的共產主義學院派以前認定此事是捏造的，但斯珀伯相信它的真實性。在當時，馬克思對萊茵蘭群眾發表了這個演說，呼籲儘可能多的萊茵蘭人對抗普魯士人的專制統治。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呼籲一個萊茵蘭階級對抗另一個萊茵蘭階級是不合情理的，所以“馬克思否認了他自己寫的東西”。這本傳記清楚地表明，雖然馬克思下定決心，要發明一個全面的政治經濟理論，但他首先關注的永遠是德國的政治活動，他畢生對普魯士專制的厭惡也永遠是激勵他行動的一個因素。無論他用抽象的語言寫了些什麼內容，那些內容都受到了具體時事的影響。
斯珀伯在“情景化”上的努力只有一個地方有所欠缺，那就是他認為馬克思關於猶太人問題的作品，包括馬克思對猶太人的敵意言論，應當被“嵌入到”那個時代的態度中去理解，因此不應該被視為是赤裸裸的反猶太主義。但是從斯珀伯自己整理的證據來看，這個觀點不太站得住腳，比如馬克思在1875年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信口把他在火車上遇到的一個乘客稱為“小猶太”(little Yid)，然後對此人進行了描述。馬克思出生時是猶太人，他父親顯然在他出生後不久才皈依了新教。斯珀伯不情願地承認，這個描述是“一個蒙昧、貪婪的猶太人的模式化的陳舊譴責”。作者能這麼說倒是值得讚揚。
不過，在馬克思反猶太主義問題上的處理相對較弱無損於這本書的整體成就。斯珀伯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一個仍在持續發揮影響力的人。而且，對於我們可以如何看待其他歷史偉人，特別是偉大的思想家，他還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樣板——將那些常常被我們自動視為神聖的人的言行“去神秘化”。比如說，儘管描寫美國開國元勛的書籍已經有很多，但我們仍然在等待一位歷史學家，可以像喬納森·斯珀伯為卡爾·馬克思所做的那樣，為開國元勛們做些事情。
Jonathan Freedland是倫敦《衛報》(The Guardian)社評版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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