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生命之可能

言叔夏

十年前訪問駱以軍（1967-），在溫州街的巷弄裡，一家戶外被藤蔓與樹叢掩蓋、可以吸菸的隱蔽咖啡店。駱似乎是那裡的常客。彼時他仍住在深坑，「小兒子」甫出生不久，白日為了寫作，總是在這一帶尋找棲身的咖啡館。印象中訪談結束時，他有點羞赧地跟我們說：「啊抱歉抱歉，不能載你們一程，因為我的汽車後座全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垃圾……」

那是我對駱以軍最初的幾個印象──彷彿從《妻夢狗》或《第三個舞者》裡走出的敘事者「我」，和現實中的小說家，因分裂而產生了疊影，遂使現實中那光亮與暗影的分界，皆被小說敘事的聲腔一格一格地吃掉了。用他新書《女兒》裡的話來說，「那些既都是我，也都既不是我。」十年以後再訪駱以軍，時代早已換了一輪，閱讀介面的轉換器歷經了多重的更迭──從報紙、部落格到臉書，各自隱喻著不同的時間差；多年以後，他的「寫作基地」逐漸從咖啡店游移向城市裡各式各樣的小旅館。休息一次三小時，有時寫到了興頭，櫃台來電：「先生您的時間到了。」只得收拾稿子離開，繼續在城市晃蕩。這種「中斷」有時也被迫移進他的小說之中，為他築出了小說巢穴的另一條通道，從故事通往故事；而《西夏旅館》以後，駱的「臉書時代」正式啟動。在六萬六千多人追蹤的個人臉書頁面，按摩師般地伸展著語言的筋脈，搔得眾人一陣癢笑。今年1月集結臉書上的文章所出版的《小兒子》，正是那種語言拉筋的「後果」。駱以軍坦言，自己原本根本沒想到要出這本書。「它完全就是一個臉書的產物。很自然也很合理地出現在那裡，按讚的都是很開心的、很療癒式的一種互動。」

那麼意外地被「小兒子」插隊的這部長篇小說《女兒》呢？駱以軍自嘲地說：「出書至今我一直對於在臉書上談這本書，有種轉換器上的不適，好像我其實是個騙子或走私分子，在臉書那種很歡樂的、很即時性的表演場地上，販賣著一個包裝精美、但打開後其實是海洛英之類的禮物。每個晚上，那些等著來看笑話的、聽故事的觀眾們，全都攏聚到台下來，以為馬戲表演就要開始了。他們從沒想過他們接下來所將要聽到的，是這麼有毒的一件事……」
小說的全面啟動

這段聽起來很駱以軍式的、對自我現況的描述，其實或許也正是通往他那繁花盛開的小說縐褶文本，一條隱密的通道。從第一部小說《紅字團》迄今，駱以軍常以「武士」自喻寫小說的自己，「小說於我是一種習藝。」這種手工藝式的自我鍛鍊，在上一部四十萬字巨幅的長篇小說《西夏旅館》裡達到極致，新書《女兒》則從西夏的荒漠開拔，游移向更為繁複的量子力學接軌。做為一個駱以軍小說的長期讀者，我好奇地追問那自《妻夢狗》以降的「妻」，是否歷經了什麼樣的機械性轉換（比如《西夏旅館》裡的「殺妻」事件），被調度成為「女兒機器人」的造物零件？這個看似具有時間線性的演化問題，在駱以軍那裡，卻是一個巢穴狀的量子團塊物。

「今年8月，魏瑛娟改編的《西夏旅館．蝴蝶書》將要公演。我有陪著一起打戲，演那個『原著作者』，硬去回憶這本書，但事實腦中對它許多內容已清洗遺忘。從這個語言介面跳出，等在生活另一個端點的，卻又是非常《小兒子》式的一種話語形式。然後今年6月我到大陸去，替《臉之書》的簡體版舉行新書發表會。」駱以軍說，在這些不同階段的作品間「偽裝」成作者，「好像我才剛剛寫完了這本書。」始終讓他產生一種「掛名作者」的錯覺。

「那有點像是記憶軟體的相互滲透，因為亂灌軟體的彼此重疊、擠壓，而產生的多重疊加。」駱以軍說。如此一種主體隱退的、多重分身的「小說的方法學」，「某種意義上，那也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回覆。從『妻』到『女兒』；抑或者說，無論是此書之前的任一部作品，於我其實就如同相隔十分遙遠的兩個量子所產生的纏結。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消弭了差異的不斷疊加。每一部小說，在書寫的當下，對我而言都是一種小說的全面啟動。而那也是我這一輩的同代人，包括黃錦樹、董啟章、甚至未來的童偉格一直在嘗試努力去做的，就是做為一種極限運動，小說還能有什麼樣的可能？」
拯救的可能

這個巨大的提問顯然是布朗修式的、不斷朝向敘事的外邊散逸的。駱以軍說，《女兒》計畫早發想於2010年左右，「那時我對於這個『女兒』的形貌是什麼？都還在摸索之中。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還是納博科夫的《羅莉塔》？」這些隱伏埋藏在小說發展之前的暗流，都是一套又一套的棋譜，有其各自具決定性的觀看的方式。「比如曹雪芹的《紅樓夢》，那即是一個龐大的觀看方式的提出。甚至可以為它整理出一整部的《紅樓夢》詞條。」

這一和「觀看方式」有關的小說方法學，恰與《女兒》書中的量子力學互為表裡，既是形式，也是內容。

「這些做為宇宙最小態的粒子們，在某一個瞬間，因某種命運或時間差所產生的撞擊，使得它自身的塌陷放射出能量，召喚遠方的另一個粒子，以展開一種命運式的幽靈纏結。每個瞬間都是一枚定錨，以做為另一個時間差的標記。」於是，以量子力學展開小說對世界的一種終極探問，駱以軍打造了一系列的「A.I.少女機器神」。

「我設想在這些女兒機器人的造人計畫中，擁有一種拯救的可能。」他的話鋒一轉，轉向了對當今世代崩壞光景的批判。「那某種意義上也映射著我們所經歷的這個時代，對文學創造力的想像，在解嚴後資本主義極速發展的這個階段飽吸了這個小島所有『以為你同步於世界』的大小說自由曠野，整個社會結構好像可以支撐頂級、乖異小說，不同品類的生產和被閱讀；那時，年輕的天才創作者好像再窮也被暗示『你是如此珍貴』；而終於某一天，那樣的結構像被一根針啵一聲地刺破了，此時所剩下的，是一個被高度文明所大規模光曝後的殘餘景觀；那不是大人有能力贖回的世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的虛構對我而言展現了它自身的倫理性能量。」
超越內向世代

「我這一代的小說家，包括我自己，大約都來到各自武功技藝的高峰期了。」駱以軍說。「比如這兩年寫作量驚人的黃錦樹，還有董啟章，他們的小說其實根本不該被局限在馬華文學、香港文學這樣簡單的框架。那其中所濃縮的，是巨幅的知識體系，調度了大量對小說理解的各種話語，幾乎是小說的一種恐怖主義。其中當然不乏90年代同一輩人對內向世代的超越嘗試。」

而《女兒》是不是技藝的終站？愛與生命的哲學如何可能？拯救又如何可能？提問到了嘴邊，忽然驚覺這其實是一個量子力學早已回答過的問題，如同駱以軍自己所說的，世界末日其實早就已經發生過了，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關於所有的「可能」，大抵也是那樣的一件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