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年代了，教育部長竟然還用發公文給學校的方式，來關心為了媒體壟斷問題參加街頭抗議的學生？要嘛教育部長本來就打算用這種方式，叫學校對這些學生「特別處理」，軟性威脅、嚇阻學生；要嘛這個教育部長對於台灣長遠的訓育、管束傳統，以及這一套方式在社會上留下的深刻負面印象，全無所知。不管出於哪一種原因，做這樣的事，都難免令人搖頭嘆息。
教育部長的做法，當然是錯的；他是應該對發公文這件事道歉。然而，我們的大部長，事情發生了不道歉，卻偏偏在立法院，當著有立委撐腰，囂張跋扈的學生發言場合，才低姿態道歉，前倨而後恭，這樣的道歉，又讓人也不能不搖頭嘆息。
這樣的道歉，完全模糊了焦點。誰能弄得清楚，部長到底是為了原則而道歉，還是為了人在屋簷下，面對立委的權勢，所以才道歉的呢？如果是出於原則，那為什麼前兩天，不乾乾脆脆，坦蕩蕩先道歉？如果為了權勢而道歉，這給全台灣的品格教育，立下了多糟糕的典範！
如此簡單的一件事，教育部長竟然能判斷錯誤到這種地步，又創造了台灣官場一景。教育部長可以怎樣關心這些學生？有那麼難找到對的方式嗎？
如果真的關心，教育部長可以輕車簡從到抗議現場去看望學生，確實感受他們是不是冷了、濕了。教育部長可以自己掏腰包送薑湯、送雨衣。更重要的，如果教育部長關心的範圍，不只是學生的身體，還包括他們的心靈的話，可以認真地在現場和他們對話，了解他們的訴求，誠實地和學生進行價值討論溝通，表達自己對於媒體壟斷問題的立場。
我不相信這樣的關心，得不到學生們的尊重。我更不相信這樣的關心，不能給這個社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提升社會整體對於政治、對於官員的尊重，進而給支持度低迷的內閣帶來相當的正面能量。這樣的關心，又有哪個立委敢拿來作文章羞辱部長呢？
如果真的關心，教育部長更可以在立院委員會的會場，嚴正、清楚地告訴發言的學生，他們已經踰越了做人的基本分寸，明白地讓他們知道，用這種語言是得不到溝通結果的。教育部長更可以在這樣的特殊場合中，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基本風骨，在踰越分寸的無理行為之前，不卑不亢，堅持把話講清楚，堅持學生不能偷懶想用謾罵來代替辯論。
如果部長可以這樣盡到真正的關心職責，整件事就有了重大的社會教育意義，立委與學生若要繼續糾纏，只能是自取其辱。
當然，關鍵在：我們的部長有把自己當作知識分子的基本價值嗎？他有能力有準備要說清楚自己的立場與原則嗎？如果說，連主掌教育的最高決策官員，都不是個知識分子，都沒有面對學生、面對立委的風骨準備，那我們的政治，真是不堪聞問了！
（作者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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