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名牌大學的“造富職能”

亞洲華爾街日報
李宏彬

中國校友會網今年5月發布的報告顯示，1999-2011年間中國富豪榜上榜的2600多名億萬富豪中，有84位清華校友，他們的財富合計近3000億元，幫助清華大學勇奪“2012中國造富大學排行榜”冠軍；北大則緊隨其後，82位校友榮登該榜。這兩所名校造就的富豪遠超其他大學，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造富搖籃”。

近年來，眾多排行榜高調宣傳中國名牌大學的“造富職能”。我們不禁想問，名校真的能帶來經濟回報嗎？除了造就億萬富翁，名校經歷是否也能讓普通勞動者獲得更高的收入呢？

要從眾多影響個人收入的因素中剝離出名校教育的貢獻絕非易事。普林斯頓大學的Krueger和他的合作者Dale曾對在美國入讀名校的經濟回報進行過系統地研究。他們利用調查數據巧妙地分離了個人能力、家庭背景、名校經歷對個人收入水平的貢獻。頗讓人失望的是，結果表明單純的名校經歷並無實際的經濟回報，名校畢業生的高收入水平應歸功於其他因素。

中國有著與美國顯著不同的社會環境和制度背景，同樣的問題在中國是否有新的答案？我們最新發表的論文利用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院在2010年收集的中國大學生調查數據，研究了在中國讀名校對個人收入水平的影響。

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名校（“211工程”涵蓋的重點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達到每月2427元，比普通高校畢業生高出28%。為了找出這一收入差異中名校經歷的貢獻，還必須識別並剔除幹擾因素。

比如，名校錄取的學生本身有更強的個人能力，這一能力會幫助畢業生們獲得更高的收入。用高考成績作為固有個人能力的衡量指標，我們發現，高考成績高於省平均分的學生獲得的工資比其他人高出17%。

又如，數據顯示名校學生有更好的家庭背景；相比普通高校學生，他們的家庭收入更高、父親教育水平更高、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更大、擁有城市戶口的比例更大。家庭背景會直接影響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的表現；有25%的畢業生坦承在求職中接受了家庭或熟人的幫助，高達73%的受訪學生認為這種幫助對求職結果有影響。個人能力源於天賦和早期教育，而家庭背景更是學生的“先天稟賦”，皆非高校教育的成果。換句話說，重點高校能輸出高薪的畢業生，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招到了原本就更優秀、更有背景的學生。

那麼，名校經歷本身能提高收入水平嗎？我們的統計分析表明，在剔除了個人能力、家庭背景等因素後，名校的教育經歷還可以使工資水平提高約11%。也就是說，在個人稟賦、家庭背景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名校畢業生可以比普通高校畢業生多獲得11%的收入。這說明與美國不同，在中國，單純的“名校效應”確實存在。

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國的名校能帶給學生什麼，使他們能獲得更高的收入？我們比較了名校和普通高校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社會活動情況等指標，發現學生在名校學習能積累更高的人力資本：名校畢業生的大學英語等級考試平均成績比普通高校畢業生高34分，他們中有更多的人擔任過學生幹部、成為黨員，而一個畢業生在這些方面的優異表現將幫助他們獲得更高的工資。統計分析顯示，學生在名校和普通高校中獲得人力資本的差異，基本上可以解釋上述11%“名校效應”。

研究中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同群體從名校獲得的收益有很大不同。Krueger曾發現在美國家庭背景較差的學生入讀名校的經濟回報更高；但在中國則恰恰相反，就讀名校可以使城鎮學生的收入水平提高40%，但只能使農村學生提高18%。此外，“名校效應”在女生身上更為明顯，女生就讀名校可以使自己的收入水平提高26%，而男生卻並不能從名校經歷中獲得顯著地經濟回報。至於為什麼女生讀名校獲益更多，我們也不得而知，不過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如此看來，中國人的“名校情結”不僅是一種“情結”，這背後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以上結果似乎讓我們更能理解家長為子女教育的奔走操勞和高中生們的發憤苦讀，也為政府在重點高校的大規模投資提供了合理性支持。

這一研究也會引發我們新的思考，就讀名校為什麼在美國沒有而在中國卻有如此高的經濟回報？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名校如同一個精英俱樂部，跨入這個門檻才有機會營造自己的高端社交網絡，而這個關系網絡對於畢業生的求職甚至長遠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我們所觀察的只是高校畢業生的起薪，名校的經濟回報是否會隨著個人的職業發展而增加還有待研究。但正如文章開頭所言，至少在富豪榜上，中國名校的“造富職能”已經顯現。


（本文作者李宏彬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CV Starr經濟學講席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常務副主任。 2001年獲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他的研究領域為發展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2012年獲麥肯錫中國經濟學家獎。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