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言爭議看中國社會

亞洲華爾街日報

莫言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結果與我在本屆大獎揭曉前的預測是不吻合的，我當時認為該獎項不太可能授予他。但我給自己留有一個退路，我說，假如莫言獲獎，那將使他成為諾貝爾獎歷史上另一位最具爭議的獲獎者，未想我為自保而說的套話竟然一語成讖。從宣布到領獎，中國網絡上的“批莫”與“保莫”戰爭持續延燒，甚至燒及國外中國研究學界。

仔細辨析圍繞莫言的網絡意見戰爭，基本來說，牽涉到三個層面：第一是有關其文學才能和成就；第二是關於他就當代中國某些重大公共事務的具體意見，以及他作為作家和公民的政治和社會意見；第三是由第二點牽涉到的對他為人和基本價值觀的總體評判。厘清這些基本層面，有利於人們對圍繞莫言展開的意見爭論本身進行評論。

正如其他廣泛的口水戰中人們看到的，在這次的爭議中，對立的雙方也一樣無所不用其極，各種上綱上線的語言滿天飛，這實際上掩蓋了很多本來很有價值的話題，也削弱了爭論各方自己的論點。

關於其文學才能和作品審美價值的爭論並不激烈，即使意見尖銳，也還是文學研究和批評圈子內部的事務，社會的旁觀並不能增加爭議的燃料。說到底，莫言引起的爭議最核心的部分還是政治。

批評者對於莫言以作協副主席身份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能接受，這本是很正常的意見。辯護者稱，莫言只是出於個性和政治的不敏感才如此，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因為，他作為一個前軍隊作家和現任作協領導，不可能不知道由執政黨宣傳部門發起的如此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是什麼意義。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一部分批評者把這一其實在當代中國很常見的過失無限放大，上升為不可饒恕的道德污點，這種把對現實的否定轉移到具體個人身上的做法顯然也是站不住的──不可能由此得出莫言對現實多麼接受和順服的結論，也不可能據此否定他創作所包含的價值觀。一方諱疾忌醫，一方感冒送火葬場。吵得很熱鬧，但都很不誠懇。

至於莫言在網絡撰寫詩歌謳歌重慶唱紅打黑，我倒真覺得此事是政治不敏感的結果。作協曾在重慶開大會，而莫言作為副主席，也許受當地接待，從俗說了那麼幾句，當時他自己隨便一說，社會也沒任何反響，並不能得出諾獎獲得者為重慶背書的結論。對此，做所謂同情之理解應該並不難。

引發較大反彈的真實原因其實並不在這些問題之中，說白了，其實是官方對於上一任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關押。當劉曉波被迫呆在良心犯的監獄之中，其家人妻子受軟禁之苦，而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為何許人，在此種強烈的對比之下，莫言為官方加持的榮耀就很自然引發了堅持民主和自由訴求的那部分人（包括筆者）的負面感情。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種對比和聯想未必有道理，但人類是感情的動物，這種公共感情卻絕非不能理解。當然，這種強烈的帶有不可避免社會義憤的感情也推動了那種用顯微鏡檢驗莫言言行的熱情。

所以，在莫言爭議的烈火背後，其實還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老問題：在一個基礎和意識分裂的社會裡，沒有什麼成功是真能為所有人接受的，而就事論事的討論是最難的。為莫言辯護最常見的理由是“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批評者不應該以自由民主等公共領域的“政治正確”綁架作家。問題是，這些人忘記了，在60余年來的中國社會，何曾真有過“文學是文學、政治是政治”的好世界？由於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的專政高壓，以及莫言抄過的那個“講話”以來的多年塑造，說中國有純而又純文學的人，只能說是慌不擇言。即使以莫言本身的作品而言，從《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到《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更不要說辯護者最愛舉例的《天堂蒜薹之歌》，這些作品與文學史上的所謂純文學，實在相距十萬八千裡。

辯護者有一件事是對的：不能逼迫人做英雄，這一點也體現了雙方其實對於基本價值是有共識的。尤其在中國當代社會，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權利要求除自己之外的人去為任何崇高原則犧牲什麼，怯懦，甚至某種不無猥瑣意味的生存方式，都不是什麼不能理解的東西。攻擊者忽略了一件事，莫言作為作家，當那麼多他的朋友和同行願意站出來，為他的人品辯護，認為他不是一個缺乏基本現實認知能力和對現實沒有個人態度的人，我想，這絕不會是偶然的。莫言在獲獎後首次接受採訪希望當局釋放劉曉波的言論也証明了這一點，必須注意到，這是他以中國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身份的講話。因此，把對他具體問題意見的批評無限周延到他的人格和人品，這很可能是沒有道理的。當然，有一部分辯護者因為對攻擊的反感，因而就走到反對自由民主的地步，試圖借此宣布一種與專制合作的態度，這就走的太遠了。

所以，在莫言爭議背後的中國社會和政治狀況，才是值得我們嚴肅討論和必須正視的。我們誰都無法回避就這個社會的重大是非問題作出自己明確的回答，其實是做出自己的抉擇，未必用大家認可的方式，但卻無可回避，莫言也不例外。

（本文作者趙楚系政治和戰略問題自由評論人，長期從事國際戰略、全球軍事和中國社會問題獨立研究，現居上海。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