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凱恩斯主義的一聲響炮

紐約時報 田方萌

經濟學家和專欄作家是兩種知識分子，他們的寫作面對口味迥異的兩類讀者——經濟學同行和愛好閱讀的大眾。很少有人能夠同時取悅這兩類讀者，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卻是這樣一位。身為經濟學家的他曾獲得2008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身為專欄作家的他則在《紐約時報》上開闢了自己的言論陣地。當該報稱讚他為“經濟學界的超級明星”時，我們很難作第二人想。

手上這本《現在終結蕭條！》(End This Depression Now!)就是克魯格曼的最新力作。此書寫成於2012年2月，感謝國內出版人的工作效率，讓我在七個月後就讀到了此書的中譯本。也許你已經看過不少關於當前經濟低迷的報道和分析，美國經濟是否也正在走出蕭條見仁見智，可這一本值得讓你的書架再擁擠一點。因為以往的著作大都發問：“這是怎麼發生的？”而克魯格曼則試圖回答：“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這位致力於改變世界的經濟學家可謂“新凱恩斯主義”的當代傳人。克魯格曼將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理論與歐美國家的經濟現狀相結合，力陳貨幣政策已經不能幫助西方人擺脫危機，在克魯格曼看來，“山姆大叔”已經跌入“流動性陷阱”——即使利率降至零點，負債纍纍的私有部門依然不肯借錢投資。美國因此不會實現其充分產能，只有依靠政府擴大支出，才能扭轉頹勢增加就業。簡言之，“我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政府刺激大家都花錢，經濟便會重新繁榮起來。他批判奧馬巴政府的財政政策不夠有力，應當使每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4%才夠勁道。

在克魯格曼看來，只要當權者認清現實，就可以輕易解決這一“發動機難題”。那麼，為什麼在位者對此視而不見？作者將原因歸咎於一小撮“壞分子”：“糟糕的政策和觀點之所以能夠盛行，是因為長期以來它們對一小部分非常富有且極具有影響力的人很奏效，但對整個國家則不然。”於是他怒火中燒，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支持這些政策的“正人君子”們。

克魯格曼多次用近乎粗魯的口吻攻擊其論敵，諸如“簡直是一派胡言”或“他們是完全錯誤的”。針對另一位學者型作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克魯格曼輕蔑地嘲笑他提出的問題“太愚蠢”了。他對華盛頓的政客們嗤之以鼻，認為那些傢伙儘是“徹頭徹尾的騙子”；而保守派的經濟學家則等而下之——“不過是共和黨里跑龍套的”。既然精英不可信賴，克魯格曼只好寄望於讀者。他坦陳寫作此書的宗旨在於“使公眾知悉情況，從而一起給決策者施加壓力，促使其改變方針，結束經濟蕭條”。

我們已經領教了這位學者的傲慢，他的主張是否也充滿偏見？

我不能不承認，克魯格曼談論起社會現象，不時也有些信馬由韁。比如，他僅憑觀感就認為“實際上，西方世界的極端政治已經明顯增加……，而且所有的示威遊行都體現了獨裁主義傾向”。拜託，“實際上”從何而來，又有什麼數據支持？不過，縱觀全書，無論在事實層面，還是價值層面，我基本上被克魯格曼說服了。

《現在終結蕭條！》開篇即強調終結蕭條的必要性。美國的廣義失業人口已達2400萬，是金融危機之前的兩倍（本書著於2012年2月，這是當時的數據。根據美國勞工部2012年10月的報告，美國目前失業人數為2300萬人）。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不完善，長期失業簡直是可怕的夢魘，大學畢業生中的“啃老族”比例由此顯著上升。據克魯格曼估算，美國因經濟蕭條損失的資金高達五萬億到七萬億美元。不少州財政困難，紛紛解僱公立學校教師，砍掉基礎建設項目。誠如克魯格曼所言，緊縮性貨幣政策服務於貸款人的利益，而不是維護借款人或勞動者的利益。儘管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發通貨膨脹，不僅損害貸款人，也會影響購買美國國債的外國投資者，我還是傾向於克魯格曼的立場——充分就業優先於其他政策目標。

如果說此書有何不足，那便是克魯格曼對勞工失業的分析有些武斷。在他看來，今天的經濟蕭條與上世紀三十年代並無不同，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結構性失業”。然而，由於全球化帶來的結構性調整，美國的經濟增長並不一定會帶來就業增長。同為諾獎得主的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在去年七八月號的《外交政策》雜誌上撰文稱，過去二十年間，美國幾乎所有的新就業機會都出現在非貿易部門(nontradable sector)，如政府機構和醫療系統；而可貿易部門(tradable sector)的大量工作，如低端製造業，則紛紛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轉移。作為一位研究國際貿易的專家，克魯格曼在此書中基本沒有提到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影響，不能不令我皺皺眉頭。

據說克魯格曼對歷史很有興趣，可他更長於診斷具體政策問題，不屬於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那種洞察天下大勢的思想家。長遠來看，人類的許多工作，尤其是體力工作，終將被機器取代，充分就業也將成為越來越難企及的政策目標。美國學者傑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工作的終結》(The End of Work)一書中對此早有論述。保守派諷刺凱恩斯主義是“一座通往無人島的橋樑”。如果財政支出僅僅為了解決就業，投資一些沒有實際意義的公共項目，無非變相進行了收入再分配而已。經濟復蘇了，就業增長了，可我們的確需要那些產出嗎？里夫金指出，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如種種公益組織，或許是吸收剩餘人力資源的最終去向。

經濟學家生活在理論世界，專欄作家又太貼近時事。為解決人類面對的問題，我們還需要眼光深遠把握未來的觀察家。這種知識分子供給之稀缺，縱天才如克魯格曼者亦難為也。

田方萌是書評人，在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