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3/2012

面向管理層的非商業教育

MIKI TANIKAWA

商學院長期以來一直為企業提供管理層教育項目。除了能為學校帶來收益外,這些項目還可為校園注入來自現實世界的活力,因為這些項目都鼓勵上班族重返校園深造。

最近十年,國際關係、公共事務、法律甚至新聞等專業的研究生院也開始設立管理層教育課程,尤其是在傳統商學院未覆蓋的一些小眾領域。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研究生院(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Fletcher School)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治學院都設有面向專業人士和管理者的教育項目。

日內瓦高等國際關係研究生院成立於1927年,其教育對象包括現役外交官以及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

多個聯合國機構以及從瑞士到朝鮮的相差巨大的各國政府都派人前往該院學習外交禮節、多邊外交及如何建立同盟。

為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該院於2008年將這個培養項目升級為管理人員教育系。

該項目專職教師賽德里克·杜邦(Cedric Dupont)教授表示,那些派遣管理人員來接受補充教育的企業,“基本上都不滿意商學院在國際事務上的教育程度。你可能對各種國際法規感興趣,但商學院卻沒有這方面的課程。比如說,國際食品法典委員(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是如何制定食品標準的,或是各個國際標準組織是如何制定其他技術標準的。”

杜邦教授以國際食品法典為例,說明一些公司需要此類具體而微的信息。國際食品法典是一套國際標準,對食品出口公司來說非常重要。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通過LSE Enterprise對外提供大部分專業培訓,其培訓項目規模全球名列前茅。

LSE Enterprise總監尤里·比克巴耶夫(Yury Bikbaev) 稱,該機構於1993年成立,原本是作為分享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渠道。現在,它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為公共機構和企業提供諮詢服務。LSE Enterprise每年可為學院貢獻200萬英鎊(合320萬美元)的凈利潤。

比克巴耶夫說,由於倫敦政經學院是社科類大學,並採用跨學科式教育,“因此,我們對政府政策與企業戰略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有更為敏銳的嗅覺。”

LSE Enterprise副總監兼高級項目顧問朱利葉斯·森(Julius Sen)負責為政府官員講授政治經濟學和貿易政策課程,這些官員尤以來自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British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的最令人矚目,此外也有人來自香港、印度與哈薩克斯坦等地。

森說:“假設外交部長想要促進對新市場的出口,但又不知道如何操作,因為這不屬於外交官的工作範圍,那麼他們就會設法了解出口企業希望他們如何與其他政府溝通,以便擴大出口。或是其他政府想要了解哪些信息,以推動這一進程。”

弗萊徹學院高級副主任巴斯卡·查克拉沃提(Bhaskar Chakravorti)表示,該學院為管理人員準備了跨學科課程。

他說:“弗萊徹國際商學院(Institute for Business in the Global Context)正在商業和與商業有相互影響的各種廣泛要素之間建立交叉連接,學院新增了地理、歷史、跨國問題、安全問題、外交及文化等課程。”

“我們將這種能力稱為培養自己審時度勢的智慧,而非教條式智慧。”

舉例來說,查克拉沃提將歐洲金融危機視為一個涉及多個領域的問題。

他指出:“這是政治危機、歷史危機。很多人認為最近十年德國從歐元中受益。而事實上這是一個歷史問題,因為在歷史上通貨膨脹曾給德國帶來打擊,再加上一戰和二戰給德國人留下的記憶,使德國人對通貨膨脹極為緊張。”

他還說:“中國資金的注入可能會對歐洲有所幫助,那麼這意味着什麼呢?歐洲在歷史上非常不信任中國。因此,我們面臨的形勢要求管理層極為重視歷史背景並擁有大量相關知識。”

Sageworth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道格拉斯·普拉內塔(Douglas Planeta)於2004年在弗萊徹學院獲得管理學位,最近幾年一直在參加校友研討會。他說學院的課程幫助自己擺脫了表象和數字的束縛,關鍵在於“要以不同於常人的方式考慮問題,如果你的思考方式和別人一樣,那麼你的做事方式也會同別人一樣,最終就會出現失誤”。

一些學者認為,商學院未能妥善地處理一些公共政策問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黛布拉·艾爾斯(Debra Iles)介紹,該學院所設課程都是商學院的一些常見課程,如“領導力”和“談判學”等。不過,這些課程面向的是公共部門的領導者,授課方式不同於商學院。

她說:“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選舉政治,在這方面對利益相關方的分析更為複雜。我們介紹領導框架時總是從你的利益相關方和你想要達到的目標着手,不論這個目標是維護憲法,了解政府的根本原則,還是如何在眾多媒體的嚴密關注下保持積極的形象。”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11月19日的《國際先驅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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