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中對於財產權非常重視，其第17條明示：「一、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二、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為何特別重視財產權？這是因為它與生存權與人格權緊密連結，無法分離。也就是說，個人的生存及人格是與其財產的擁有與自由支配使用，有著絕對的關係，而這也涉及了人格的獨立自主及人性尊嚴的擁有，因此，對於財產權的侵害，也就剝奪了人民的基本人權。
從苗栗大埔土地徵收到士林文林苑都市更新，都涉及了政府對於財產權的剝奪及強制迫遷。針對後者，聯合國也非常重視，這是因為它發現許多國家屢屢以發展為名，進行大型公共工程或基礎建設，致使其國內人民招致迫遷，造成嚴重社會問題。聯合國在1997年發表了《因發展導致迫遷人權準則》，強調迫遷嚴重侵犯人權，它僅能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之下才准予使用；它也認為政府必須窮盡所有可能來尋找替選方案，迫遷僅能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它更於次年公布《國內迫遷指導原則》，其中特別強調「對於那些對土地有強烈倚賴及連結的人們，如原住民、少數族群、農民、游牧民族等，國家有特別義務及責任，避免他們招致迫遷的命運。」
政府帶頭炒作土地
基此，土地徵收及都市更新皆屬基本人權議題，政府本應嚴予保障，不能隨便逾越，但是我國情形卻不是如此。近年來，政府為了解決嚴重財政赤字及經濟成長遲滯問題，不斷地帶頭進行土地開發及炒作，政府幾已成為最主要的土地開發商，它帶著建商、財團、地方派系及土地投機者，組成土地炒作縱隊，不斷地四處掠奪土地。但是，那些土地有許多是優良農田，產權也都屬農民所有，為了逼迫農民交出土地，政府不惜頻頻祭出侵害人權的一般徵收、區段徵收等手段，這使得許多農民及人民被剝奪了世代居住的家園，流離失所於原本鍾愛的地方。
政府為了規避侵害人權的事實，創造出好幾套論述與迷思。首先，它把土地徵收窄化為金錢補償問題，只重視土地的交換價值，完全忽視其使用價值及情感認同，因此，年初《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僅於「市價補償」上打轉。其次，都市更新也被扭曲為數人頭的多數決議題，以為多數決就可以強迫少數人一定要犧牲。
因此，行政院院會剛通過的《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著重於提高同意比率。再者，土地徵收及都市更新皆涉及「促進公共利益」要件，政府則是巧妙的把公共利益定義為成本效益問題，僅計算那些可以量化的因素，排除那些無法量化的因素；為了讓開發計劃順利通過，成本效益分析所呈現的結果時常是數據的扭曲，如預期利益的誇大、成本及環境風險低估。
另一方面，公共利益也被扭曲成為科學理性及工程技術的專業問題，人權保障議題至此被轉化為科技問題，需委由專家來予以解決，公共利益因此是由少數專家、行政官僚及由其組成的委員會來給予詮釋及界定，人民則是免開尊口。21世紀的台灣人權正在走回頭路！
作者為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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