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需要希望，一些時候，甚至把幻象認作希望。人們越是感到思想與行動的無力，越沉浸於各種幻象，把風格的調整視作實質變化，把談話當作已然的行動，不斷安慰自己，這一次真的不同。
中國共產黨新領導人正在激起新一輪的幻象。他的親民作風、他的不嗜空談、他對深圳的視察、還有他的出身，都讓很多人興奮不已，似乎忘記了十年前，他們以同樣的熱忱談論著「胡溫新政」，或者更早些時，他們對於「科學的春天」、「鄧公南巡」的同樣態度。
一個極權政體可能鬆鬆緊緊，但它的本質卻很難改變，不管它的許諾多麼誘人，一旦涉及到核心的權力與利益，暴力總是會驚醒所有的美夢。但長期生活在這種體制中的人們，也喪失了想像力，人們渴望的不是真正的民主與自由，而只是稍微開明的專制。在改革陷入了停滯的此刻，似乎只要再次允許人們摸著石頭過河，沒有那麼多政府權力的干涉，人們就足夠歡呼。
此刻的中國，總令我想起波蘭的思想家亞當．米奇尼克。在一九七六年的文章《新演進》中，米奇尼克回顧了波蘭社會長期的幻象，它來自黨內的「修正主義」與教會的「新實證主義」，不管它們在形式與內容不同，卻分享著同樣的特質—他們都期望「由黨來推動積極的演變，由明智的領導人的政策來造成新局面，而不是持續不斷的公眾壓力。他們都指望共產黨王子的開明思路，而不是獨立的機構獲得對於權力的控制。」如果這個領導者令人失望，他們就展開無情的批判。但結果總是令人失望，波蘭人曾在一九五六年歡呼哥莫爾卡是民族英雄，但在他執政後的十四年卻臭名昭著。倘若沒有外部的壓力，這體制會吞噬一些所謂的黨內開明思想。而當布拉格之春發生時，全東歐也曾期待有自己的「杜布切克」。這感覺多少像是廿年來，中國人對於趙紫陽的不斷升溫的緬懷。
米奇尼克寫作之時，波蘭與整個東歐正陷入一個沉悶的時刻。匈牙利革命已過去了二十年，距離布拉格之春業已八年，布里玆涅夫時代的蘇聯平庸卻穩固，沒人相信它會放棄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控制。蘇聯坦克與子彈的陰影仍濃烈。
米奇尼克卻在其中看到了希望。上層的自我改良已然破產，在力量對比如此失衡下，革命早已失去可能與意義。但同時，蘇聯當局與波蘭政權，都無意冒巨大的政治風險改變現狀，它為另一種行動提供了可能的空間。他相信知識分子，必須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意識。東歐的異議者們，必須對獨立的公眾發言，而不是極權主義的權力說話…必須告訴人們去怎麼做，而不是告訴掌權者怎樣改良自身。沒有比來自下面的壓力更能指導當權者。如果極權主義入侵了日常生活，那麼日常生活也變成了另一種抵抗的戰場，可以持續不斷地為改革而鬥爭、尋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權。
倘若你對比此刻的中國社會與統治者，它們間的力量對比是如此懸殊。地方的抗議風起雲湧，卻都過分碎片化，沒有一個組織與群體對於全社會具有道德上、知識上或是組織上的權威性，繁榮的消費與娛樂可以極大的消耗人們的精力，執政者在財政上與組織上都有著絕對的優勢，它們內部會有爭執，卻在保持權力上有一種集體理性。而沒有社會力量的呼應，上層的權力鬥爭，並不真的導致分裂。
而從整個社會對於新領導人的熱切期望與讚揚，你會感到人們並不渴望真正的變革，更缺乏信念去為這個變革做出犧牲。當人們熱烈期待中國的蔣經國的出現時，卻忘記了沒有社會力量持之以恆的壓力，不能清晰的表達出自己的訴求、並為自己的主張而犧牲時，統治者從不會主動放棄權力。
（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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