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陸 銘
自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以來，現代經濟學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在當前中國所處的改革關鍵時期，應該充分重視過去100多年裡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思想。
在我看來，過去100年裡，經濟學最偉大的革命是兩點：第一，在經濟學分析中引入了時間的維度，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經濟資源在現在和未來如何配置，如何使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處在最優的路徑上。這對當前中國改革的啟示是，如果維持政府管制利率不變，一味靠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那麼投資的邊際回報是下降的，於是，短期內的高投資可能意味著未來產能過剩和增長下滑。從長期來看，中國很有可能已經不在最優的經濟增長路徑上。
經濟學的另一個偉大革命是空間因素的引入，我認為這是過去20年以來經濟學最重要的進展。它使得人們明白了，不僅地理自然條件對於經濟發展影響重大，而且，即使在自然條件完全一樣的兩個地方，由於起點的微小差異就可能在收益遞增機制下導致經濟活動在其中的一個地方集聚。今天中國的生產要素市場中存在著很多非市場因素，其實都和沒有充分重視空間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有關。當前的戶籍制度在阻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土地制度在限制建設用地指標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區域間再配置。利率改革之所以困難重重，也跟空間也有關系，因為低利率更多是在保護回報低的投資，而這些回報低的投資主要就是國有部門推動的投資以及在地理劣勢地區的投資。
如果忽視這些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中國經濟將出現“歐洲化”的危險。很多人都說中國要謹防“拉美化”，我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比“拉美化”更加嚴重的危險是“歐洲化”。今天中國處在這樣一個局面，宏觀一放鬆，利率一調低，地方政府馬上有非常強烈的投資沖動，全國各地都在大搞基礎設施建設，連以山區為主的省份都要去搞工業強省計劃。一旦當經濟緊縮，一些投資過度的地區就會變成希臘，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上的低效率馬上會轉變為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和銀行系統的風險。而這和歐洲所出現的政府債務危機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因為在統一的貨幣政策下，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擴張的沖動，一旦經濟緊縮，首先出問題的就是勞動力生產率比較低的地方。
面對可能出現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不能以為有統一的財政政策就不怕了。當然，如果危機來臨，中國可以發揮大國的優勢，把從發達地區收來的稅以轉移支付的方式補貼給出現危機的欠發達地區，但是，這仍然會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而且極易積累起地區間的矛盾。現在，一些發達地區的民眾的思維方式是，外來勞動力來打工可以，但要定居並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不行，因為這會攤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請大家往深裡想想，如果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區流動，當地政府就需要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需要加大投資，需要更多建設用地指標，需要大量轉移支付，出現債務危機的時候仍然需要從發達地區收來的稅錢去補貼欠發達地區，因此，發達地區還是要承擔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的代價，只不過這種代價並不是那麼顯而易見。
今天的中國一定要有非常強的聲音呼喚“公共利益”。生產要素市場改革的阻力就是因為大家都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公共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損害。過去30多年裡商品市場改革為什麼那麼順？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一個商品，不管是火柴還是房子，你有我也有，所以改革對大家都有好處，改起來比較容易。但是要素市場改革的對象卻是你有我沒有的，比如資本掌握在投資者手裡，土地掌握在國家手裡，勞動力似乎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但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卻是與戶籍掛鉤的公共服務，而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卻掌握在城市居民手裡。所以，要素市場改革必定是場攻堅戰，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但如果不改，社會的公共利益就會受到損害。中國改革要往前推進，就必須凝聚共識，強調“公共利益”。
要解決所有的問題，仍然要靠市場化改革。改革的動力就兩條：第一，由低效率所導致的經濟風險不得不面對，積極主動的改革可以盡早地化解風險，實現持續的增長；第二，在當前的市場扭曲和與此相關的不公正之下，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會使得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與其在日益積累的風險和壓力之下被動改革，不如通過積極主動的改革來緩解風險和壓力。這正是當下人民對改革的期許。
（本文作者陸銘為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此文基於作者在清華大學《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一書發布會上的演講，為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工作室”獨家供稿。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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